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朝武则天时代的周兴、来俊臣是出名的酷吏。周兴犯了事，武后令来俊臣审讯。来深知周兴为人狡诈，恐难招供，于是故意请教周：“罪犯若不招供，当用何法？”周说：“这事容易，取大瓮，四周用火烤，让罪犯坐进去，没有不招的。”来俊臣当即命人备瓮设炭火，然后对周兴说：“有人告下你了，招是不招，请君人瓮！”周兴吓得面如土色，只好认罪。这则历史故事，留下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典故，也给发明创造以启发：“以毒攻毒”，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以毒攻毒，在医学上早有应用。明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盖以毒攻毒也。”以毒攻毒是我国中医的传统疗法，它是用有毒的药来医治某些“恶毒”的病。如用蛇毒配制的药剂治疗毒蛇咬伤、镇痛、医治麻风病、关节炎和癫痫症等；用蝎毒治疗神经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等。现代用癌症患者自身的癌细胞来治疗癌症，也已不是什么神话。

　以毒攻毒，从基本原理上讲是一种相生相克现象。这种对立统一规律无处不在。因此，当我们运用以毒攻毒一招时，就应当从医学领域跳出来，站在更广泛的天地里去思考“相生相克法”的应用，以获取更多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式的发明创造成果。

　例如，人们利用红蚂蚁围歼蔗螟，以虫治虫，便是农业领域内的一项发明。

　原来，在甘蔗林里，活动着许多践踏甘蔗的“土匪”——蔗螟。这种害虫长得、柔软，有一对锋利的牙齿。当甘蔗长到快有一人高的时候，它们就爬到甘蔗节上咬开一个洞，钻进甘蔗茎里肆意糟蹋，使好好的甘蔗枯心、腐烂，被风一吹，大片大片地折断。

　对蔗螟的危害，人们想了许多方法来对付。如喷药，人捉，都无济于事。

　然而，小小的红蚂蚁却能对付凶恶的蔗螟。一发现害虫，红蚂蚁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把蔗螟咬死。即使蔗螟已经钻进甘蔗茎里，红蚂蚁也会跟踪追击，把蔗螟咬死，拖出洞外，运回“家”中食用。

　以虫治虫，这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但是，人们发现英勇的红蚂蚁只喜欢在水沟池塘边的甘蔗地里生活、战斗。在其他甘蔗园里，却看不到红蚂蚁的身影，蔗螟仍可以“逍遥法外”。

　如何使每块甘蔗园都布下红蚂蚁的“战场”，对蔗螟展开全面歼灭战呢？

　蔗农们在生产实践中，想出了一个调遣“红蚁兵”的好办法。

　每年四五月间，最怕遭水灾的红蚂蚁知道南方的雨季开始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从低温的地方向高处转移。蔗农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一只只细管子插在红蚂蚁转移的路上。管子是芦苇制的，上下两节，节中有一个小孔。逃难中的红蚂蚁一旦发现这个理想的“避难所”，就成结队地钻进管子里，还用泥土封住上面的空洞。

　几天以后，蔗农们看到管子上有用泥封口的就拢起来，收集到一块。

　在干旱的季节，红蚂蚁是不想无缘无故转移的。这怎么办呢？蔗农们就用“人工降雨”的办法，逼迫它们迁徙。

　他们先把一只只细管子插在蚂蚁窝的附近，傍晚时候，在蚂蚁窝附近的另一方向浇水。红蚂蚁本来忙了一天，准备安心睡觉了，完全没有料到会大难临头。它们不得不匆忙地迁移。在逃难的路上，一发现附近的细管子，就争先恐后地钻进去。

　就这样，蔗农们每次能收集到几百只、几千只管子，然后，把一只只装着红蚂蚁的管子插遍甘蔗园。红蚂蚁在一个新的地方定居下来，生活、繁殖，在甘蔗茎上紧张地爬上爬下，对蔗螟展开了一场全面的歼灭战。

　随着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噪音早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公害：它损伤人的听觉器官，造成“积累性”的心脏病、心血管疾病，使人心跳过速、心律不齐、头痛、头晕、耳鸣、记忆力衰退、全身无力等。以来，人们防治噪音的方法有二：一是禁止使用发声器，如城主要街道禁鸣汽车喇叭；二是装隔音罩、消音器等。显然，前者使用范围有限，因为它无法使所有发音设备都默不作声，后者有结构大成本高之忧虑。有没有新的降噪办法呢？有人提出了“以噪降噪”的发明新设想，并研制出一种技术装置，能发出与设备噪音强度相当、波长相等、峰谷相容但方向相反的“特制噪音”，从而势均力敌，相互“中和”抵消，使噪音污染的环境变得寂静。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许多“同根生”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相生相克”。正是这种客观规律，才使得人们能够实现以毒攻毒、以虫治虫、以噪降噪式的发明创造。

　运用以毒攻毒法，首先要发现“毒物”、‘“毒事”，然后逆反思维，想想看能否用同样毒的事物去治之。在实施以毒攻毒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对根治的对象进行“毒情”，找出其危害性的根本原因和基本属性，然后抓住要害提出“相生相克”的技术方案。至于能否让“罪臣”低头认罪，那得靠科学实验这个“法官”来行事了。

　假如某飞机场鸟害为患，为了确保飞行安全，能否“以鸟治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