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1910）Florence Nightingale

“余谨于上帝及公众前宣誓，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勿为有损无益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当尽予力以增高吾职业之程度，凡服务时所知所闻之个人私事及一切家务均当谨守秘密，予将以忠诚勉助医生行事，并专心致志以注意授予护理者之幸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上天的誓约

南丁格尔简介

1820年，南丁格尔出生于英国一个富有的家庭。她的父母希望她学习文学艺术。南丁格尔说：“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成为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士。”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19世纪50年代，英国，法国，土耳其和俄国进行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战地战士死亡率高达42%。南丁格尔主动申请，自愿担任战地护士。她率领38名护士抵达前线，在战地医院服务。她竭尽全力排除各种困难，为伤员解决必须的生活用品和食品，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护理。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伤病员的死亡率就下降到2%。每个夜晚，她都手执油灯巡视，伤病员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战争结束后，南丁格尔回到英国，被人们推崇为民族英雄。

1860年，南丁格尔用政府奖励的4000多英镑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正规的护士学校，随后，她又创办了助产士及经济贫困的医院护士培训班，被人们誉为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1910年，南丁格尔逝世。为表达对她的敬仰，人们把她的生日——5月12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南丁格尔逝世后，遵照她的遗嘱，未举行国葬。后人饮誉她为“伤员的天使”和“提灯女士”。 北京师大版教材第六单元第三课《白衣天使》讲述了她的故事。

[编辑本段]南丁格尔轶事

■心地善良，放弃富贵

父亲威廉和母亲芬妮，都有着贵族血统。在英国，他们拥有两处家园：茵幽别墅和恩珀蕾花园。每年夏天，烈日炎炎，他们全家像候鸟一样，马不停蹄地到“茵幽别墅”避暑；而在一年的其余时间，他们住在恩珀蕾花园里。到了春秋季节，全家人就到附近的伦敦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小弗洛伦斯的童年，是在天堂般的环境中度过。

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她的兴奋点，却往往不在小伙伴们身上。她爱骑小马，爱和身边的小猫、小狗、小鸟们聊天，玩耍。她乐于照看它们。有一次，一只小山雀死了，她用手帕把小鸟包起来，把它埋在花园内的松树下，还竖起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写了墓志铭——

可怜的小山雀/你为何死去/你头上的皇冠/是那样美丽//但是现在/你却躺在那里/对我不理不睬/不闻不问

从小时候起，她就独来独往，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顽皮。她倔强而执拗，多愁善感，似乎过于早熟。她在满目繁华中孤独地成长。

恩珀蕾花园一片繁荣，花园外面却是满目凋敝。1842年的英国，经济异常萧条，饥民充斥了各个角落。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写道：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心中，总放不下那些苦难的人群……

1843年7月，正是炎热的季节，南丁格尔一家再度到茵幽别墅消夏避暑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帮助周围的穷人。她不怕肮脏和吃苦，把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消磨在病人的茅屋中。因为不少病人缺衣少食，她常常硬要母亲给她一些药品、食物、床单、被褥、衣服等等。她把这些东西用于赈济穷人，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到了应当返回恩珀蕾花园时，弗洛伦斯不愿半途而废，她想留在当地。但是母亲认为，出身贵族的女儿理应在别的事情上有所作为，浪费时间护理那些穷人，简直荒唐无比。父亲和姐姐也都站在母亲一边。弗洛伦斯孤立无助。

在当时英国人的观念中，与各式各样的病人打交道，是非常肮脏而危险的。人们对于“医院”、“护理”这样的字眼一向避而不谈，因为都是一些很可怕、很丢脸的事情。由于医疗水平落后，加上国力衰微，战争频仍，在1844年以后的英国，医院几乎就是不幸、堕落、邋遢、混乱的代名词。由于缺少必要的管理，它有时简直就像疯人院。在弗洛伦斯看来，最让人难以接受的事，还不是上述可怕的医疗条件，而是医院中“护士”的不佳的名声，和她们那低下的素质。

1845年8月，弗洛伦斯同父亲一道，到曼彻斯特去探望生病的祖母。因为祖母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而且缺少照料，她便留在身边护理。很快，祖母的身体大有起色。接着老保姆盖尔太太又病倒了。弗洛伦斯又赶回家里，精心护理病入膏肓的盖尔太太。直到老人临终，弗洛伦斯一直守候床边，没有离开半步。

这年秋天，恩珀蕾花园附近农村中瘟疫流行，和当地的牧师一道，弗洛伦斯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她在一次次地证明着自己，她的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了。

在那时，人们都以为护理工作很简单，根本用不着培训。以前连弗洛伦斯自己也曾认为，只要富有耐心和同情心，就能帮助病人解除病痛，这就是护理工作的全部。一天，她亲眼看到一个女人，在她面前痛苦地死去。这位病人服错了药。“她必然是死不瞑目，是那些护理者‘毒死’了她！”这一想法让她大受刺激。她从此知道，护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别无选择，必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离恩珀蕾花园几英里处，有一个诊疗所，主治医师富勒先生很有些名气，据说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是南丁格尔家的老朋友。于是，弗洛伦斯打算说服父母，给她一段时间，准许她去这个诊疗所学习。恰逢富勒夫妇应约到恩珀蕾花园做客，她就当着父母的面提出拜富勒为师。

不料，一场风暴就此爆发了。父亲拂袖而去；母亲则气得发疯，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怪念头；连姐姐也歇斯底里大声嚷嚷，说妹妹一定是“中了邪”——这不单有失贵族身份，还会把病菌带入家门，害死全家。

富勒夫妇感到很难堪。为了安抚南丁格尔夫妇，他们也只好向弗洛伦斯“泼冷水”，劝她放弃自己的想法。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咬紧牙关，没有屈服。她开始偷偷钻研起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蓝皮书。她还私下给国外的专家（比如普鲁士大使本森夫妇）写信，向他们请教各种问题。并且，还时不时地索求有关巴黎和柏林两市医院情况的调查报告。每天早晨，她至少要学习一个多小时。当早饭铃声响起，她会迅速收拾书本，若无其事地下楼用餐，看上去规规矩矩，也尽量不提及内心的想法。母亲要她负责储藏室、餐具室和藏衣室的整理工作，她丝毫不敢怠慢。她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她给朋友克拉克小姐写信说：“我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那些衣被、玻璃杯、瓷器，已埋到我的下巴了。它们简直是乏味透顶。我也不禁要问自己：‘这就是生活吗？难道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人，每天想要做的，就是这些吗？’”

她也收到了爱情的橄榄枝。在一次宴会上，她结识了年轻的慈善家理查德（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分离，以接受更合理更人性的管教，就是出自他的提议）。理查德对她一见钟情，两人一起谈诗作画，愉快交往。在弗洛伦斯寂寞无助的时候，理查德的数不清的信笺，给过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她也曾把理查德称为“我所崇拜的人。”但是，在他求婚时，她考虑良久，却拒绝了他。她给理查德写信说：我注定是个漂泊者。为了我的使命，我宁可不要婚姻，不要社交，不要金钱。

弗洛伦斯曾在一封信中流露出追求独身生活的态度，同时谈到自己对婚姻的看法：“普遍的偏见是，归根结底，一个人必须结婚，这是必然的归宿。不过，我最终觉得，婚姻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人完全可以从她的事业中，使自己感到充实和满足，找到更大的乐趣。”此后，她拒绝了所有的求婚者。

经弗洛伦斯的请求，本森爵士给她寄来了一本书：《凯撒沃兹的基督教慈善妇女年鉴》。书里介绍了凯撒沃兹在护理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有关情况。

她仔细阅读之后，不由得喜出望外。作为慈善医疗机构，凯撒沃兹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里，各方面的条件相对完备，她可以得到适当的训练，同时，那里的宗教气氛、清规戒律，是一张“挡箭牌”，可以保证护士的名声不受舆论指责。

但她不敢贸然向父母提出直接去凯撒沃兹，只是利用病后疗养的机会，先来到法兰克福，当时那里的护理事业也走在各国前列。在一家诊疗所，她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两周以后，她离开时，觉得自己有资格做一名合格的护理员了。

当父母、姐姐知道她对护理“贼性不改”，还在私自学医时，个个气得发抖。他们联合起来惩罚她，令她“闭门思过”，不许出家门一步。

她与家人冷战数年。时光如飞，在1851年6月8日这一天，弗洛伦斯在她的笔记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写道：“我必须清楚，依靠一味的死守和等待，机会就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从他们那里，我得到的，只是愈演愈烈的冲突。我显然是不会获得同情和支持的。我应该就这样坐以待毙吗？绝对不可以！我必须自行争取那些我赖以生存的一切。对于属于我的事业，我必须自己动手去做。我的人生的际遇，我的真正的幸福，要依靠我的努力，他们是决不会恩赐与我的。”

这次，她的确是做到了“言必行，行必果”。首先，她以出去散心为借口，去了凯撒沃兹；在那里学了两个星期之后，为了获得更为系统的学习，决定再次去法兰克福。她平静地向家人宣布了她的决定，父亲尚平静，但母亲和姐姐惊慌不已，再度极力阻挠。这一次，弗洛伦斯丝毫没有退却。她们三人大吵了一通。父亲见劝阻无效，气愤之下，提着猎枪牵着爱犬走出家门。他走后，她们更吵得天昏地暗。母亲甚至想打她耳光，但被她灵巧地躲开了。

第二天，弗洛伦斯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西道尔·弗利德纳牧师的收容所——这所机构拥有一所医院，一所育婴堂，一个孤儿院和一所培训女教师的学校。

弗洛伦斯住在孤儿院内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的工作地点，就是孤儿院和法兰克福女子医院。所有的工作她都学着干，一点儿也不肯落下，甚至连手术护理她也参加。这对她来说非常不易。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说，完全是“有失体统”的事。她明白这一点，但她不在乎。

在这段时间里，她往家里写了好几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也渴望和家里人重归于好。在32岁生日时，她感谢家人的祝福，还特地给父亲维恩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尽管我的年龄的确不小了，不过我会更加坚持行使我的使命。事实上，我很高兴，因为我终于重获自由。我的不幸的青春期已经过去，我并不多么留恋。它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为此而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我将获得新生命。”

■庄重大方，志向成型

1837年的一天，南丁格尔觉得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要她完成一个使命。她从小便经常照看附近村庄的病人、残疾人，并护理她的亲属，以解除病者的痛苦。她的父母反对她做护士，认为有损家庭荣誉。但封建意识、社会影响从未使她失去做护理工作的信心。

年青时代的南丁格尔由于常协助父亲的老友(一位医生)精心护理病人，逐渐对护理工作发生了兴趣。她曾到德国、法国、希腊等地考察这些国家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充实阅力，坚定立志于护理事业的决心。她自学有关护理知识，积极参加讨论医学社团关于社会福利、儿童教育和医院设施的改善等问题。

由于家庭富有，南丁格尔的幼年生活极为优裕。与他们往来的人士也都是社会名流，包括当时的政界人士、文艺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地方绅士。这使她充份享受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安逸生活。但在南丁格尔的小小心灵中，面对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并不觉得快乐，她缅典害羞，不愿见到生人，常有一种莫名的寂莫感。到了十二岁，她跟父亲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语、历史、数学和哲学等。在父亲的循循善诱下，南丁格尔的学业大有长进。她常常跟父亲一起朗读，高谈阔论，遇父亲出外远游时，便以书信交流感受。1837年，他们全家到欧洲大陆旅行，父母用组女儿们的在欧洲各地增长见识。这时用了格尔已经十七岁，伊然成为一位美丽的大家园秀。他们全家用一年半的时间，遍游法国、意大利、瑞士各地，沿途饱览湖光山色、艺术古迹，并到处考察社会人情。南丁格尔从小就养成记事与写日记的习惯，所见所闻，均—一记录下来，成为她日后办学治事的重要资料。她在法国结识了一些知名人士，并与从事社会活动的著名女性交往。她对政治与民众甚有兴趣，尤其对慈善机构更是特别留心。她从少年时期，就怀抱着这种服务人类的自我信念和坚定的济世行善的意志。

她在欧洲大陆旅行之后，发现医院里的护理情况极为恶劣，觉得英国也需要有如法国圣温森．载保罗慈济院，那样的修女来照顾病人。护理工作开始在她心中萌芽，她要做一个护士！当时英国护士的形象是：粗陋老化的女人，既愚昧，又无知，更不能执行任务医疗任务。南丁格尔选择这个工作，在她母亲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1839年，全家返回英国，这时南丁格尔已出落得庄重大方，经常在家里会吾社会名流，很受世人的注意和赞赏。她尤其喜欢结交社会工作者与从事革新工作的各界人士，其中有一位知名的医师，在郡隆利斯伯里工作，因此启发她想去医院学习的念头。

当时医院里的病房多半都是一间大统房，病床紧密相连，十分拥挤，墙壁与地板上沾满了血迹和污渍，而且臭气难闻，令进来的人难以忍受。这种恶劣的状况在各地比比皆是，相差无几。一次一位美国医师赛穆尔．郝到她家作家，南丁格尔便向他咨询对做护士的看法，郝医师对她的想法大加称赞，并鼓励她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但终难获得父母的首肯。在这段时间，甫丁格尔为迎合父母的心意，一面潜心研读，吸取有关卫生方面的新知识，一面在父母的安排下，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并结识了两位极为知心的男友。一位是她的表亲亨利·倪柯逊；另一位是查理·麦恩斯。但他们的求婚，都遭到南丁格尔的拒绝。她决定独身！这在当时，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决定，她决心以献身护理事业为己任！她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字一泪，感人至深。麦恩斯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终生支持南丁格尔的事业。一八四八年初她在罗马会吾了希德厄·海伯特，此君英俊滞洒，文质彬彬，一派英国绅士风度。海伯特与南丁格尔一见如故，终生保持高贵的友谊，后来他人选成为作战部长，对南丁格尔的事业给予了有支力支持。

1849年10月，她再次跟友人远游埃及，渡海至希腊；次年四月，到达雅典。南丁格尔每到一地，必定参观慈善机构，例如养老院、孤儿院、以及有关的医疗救济机构等。1850年5月12日，正好是她三十岁生日，她在记事薄上写下了这样的生日感言：今天我三十岁了，正是耶稣基督开始献身布道的年龄。从此不应再有幼稚的举动。不应再有爱情与婚姻的念头。只有让我遵循上帝的旨意思索，依照他的安排去做。她感到，投身护理事业，正是上帝赋予自己的责任！

■成立护所，志愿救人

在她的时代，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人做护士。做护士的，往往都是一些无知、粗鲁、酗酒、没有受过训练的女人。她利用到欧洲旅游的机会，了解各地护理工作。最后她选定了解过的凯瑟沃兹医院，并于1851年在该院参加了4个月的短期训练班，使她学护士的理想终于实现。在学习期间，她亲身体验到护理工作要为病人解除痛苦、给予精神安慰，必须付出多方面的辛勤劳动。1844年，她从英国出发开始了欧洲大陆的旅行，足迹遍及法、德、比、意等国，对各国的医院进行了考察。1850年不顾家人的反对，她毅然前往德国的凯撒斯畏斯接受护理训练。她的才智被发现了，1853年受聘担任伦敦患病妇女护理会的监督。

南丁格尔的雄心壮志，终于感动了她的父亲，答应每年资助她五百英镑。并于1853年8月12日，在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南丁格尔在伦敦哈雷街一号成立一看护所，开始施展她的抱负，她采取了许多措施，令当时的人叹为观止。如采用病人召唤拉铃，在厨房设置绞盘以运送膳食给病人，她强调“任何妇女，不分信仰、贫富，只要生病，就可收容……”她在工作中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大家对她都言听计从。

1854年8月，伦敦郊区贫民窟发生霍乱，南丁格尔不顾个人安危，志愿参加紧急救护工作。她在医院里照料垂死病人，终日奔忙，不少人在她怀抱中死去。卡斯凯尔夫人对南丁格尔的义行推崇备至，因为她亲自体会和感受到了南丁格尔的奉献精神，她这样描述：“她身材高挑，消瘦修长；一头棕色茂密的短发；肤色白细；灰色的眼睛闪现着忧郁消沉的神色，但有时却流露出快乐的波光，真是令人难忘；她的牙齿美丽整齐，笑起来甜美无比。头上蒙着一条长的柔软发巾，沿着发角扎起来，使她白静的瓜子脸儿，衬托得更为美丽。她经常穿一件黑丝质料的长衫，外加一件黑色披肩，给人一种雍容高雅。落落大方的印象…。”

■提灯女神，义无返顾

1853年，土耳其英法等国与俄国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3月，英法为援助土耳其，正式对俄国宣战。9月，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在前方发回的报道中，对伤兵没人照顾颇有意见。报道中说，法国伤兵有修女照顾，俄国伤兵有修女慈悲团照护，英国为何没有修女照顾伤兵！况且英军的医疗救护条件非常低劣。伤员死亡率高达42%。

当这些事实经报界披露后，国内哗然。南丁格尔闻知这一消息，立即给当时的作战部长海伯特的夫人写了一封信，表示愿自费率领四十名护士赴战地救伤。对于当时一位35岁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非常艰巨的挑战。当时，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早有被称为“姊妹 ”(Sisters)的女护士出现，但英国由于受宗教和社会的成见，一直反对在医院特别是战地医院中有女护士出现。10月15日，海伯特部长同意了她的请求，并给南丁格尔回信，邀请她率领一批护士前往斯库塔里，由政府任命并给经费支援。南丁格尔欣然同意，五天后政府颁布她为驻土耳其英国总医院妇女护士团团长。护士团包括三十八名团员，其中十四位是由各医院选送的职业护士，另二十四位则是各宗教团体选派的。10月21日，她们即匆匆装束上路。在十一月四日到达斯库塔里，立即投入忙碌的工作。

最初，医师们基于传统认识及嫉妒心理，主张没有医师指示，不让她们涉足病房。一连四天被拒之门外。面对这种局面，南丁格尔首先着手进行改善伤兵的饮食，换洗肮脏的衣服，共同致力清理工作。她深深感到，一所完善的医院，必须有充分的供水与良好的排水系统。三个月下来，她清理好一万件衬衫。为了收容八百名新伤患，她自己出钱支付紧急修理病房费用。南丁格尔的积极服务精神，终于化解了军医们的敌视心理，更赢得了伤患的敬爱与信任。她夜以继日地将全部心力投入护理工作，使医院逐渐走上轨道，而她的办公室，也自然成为放射温暖与爱心光芒的中心。英军的医院院址，原是土耳其的驻军营房，建筑因陋就简，设备更是奇缺，整个医院肮脏破乱。因预定要收容二千五百位伤患，因此所有走廊里都开设成病房。这些走廊全长达四英里，病床拥挤不堪，卫生设备极差，通风尤其不良，臭气四溢，雨天满地污泥，晴天沙土侵袭，成群老鼠到处流蹿，环境极为恶劣。每个病人每天只能分配到500毫升水。由于床位不足，许多病人就睡在地板上，被子也不够用，有的竟以帆布代替，许多伤兵宁可不用。燃料一直缺乏，膳食供应更不理想。一般药品极为缺乏。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大批伤兵均感染了痢疾与霍乱。

南丁格尔拿出自己的3万英磅为医院添置药物和医疗设备并重新组织医院，建立改善伤员的生活环境和营养条件，整顿手术室、食堂和化验室，很快改变了战地医院的面貌，只能收容1700名伤员的战地医院经她安排竟收到3000～4000名伤员。在这里，她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发挥。6个月后，战地医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伤员死亡率从42%迅速下降至2%。这种奇迹般的有目共睹的护理效果震动了全国，同时改变了英国朝野对护士们的估价并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重视。护理工作的重要性亦为人们所承认。同时，为妇女开辟和创建了一个崇高的职业。南丁格尔为此付出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她总是提着风灯巡视病房，每天往往工作 20 多个小时。夜幕降临时，她提着一盏小小的油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在 4 英里之遥的营区里，逐床查看伤病员。士兵们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士”、“克里米亚的天使”。伤病员写道：“灯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满了温暖……我们几百个伤员躺在那，当她来临时，我们挣扎着亲吻她那浮动在墙壁上的修长身影，然后再满足地躺回枕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壁影之吻”。因此，“提灯护士”和“护士大学生燃烛戴帽仪式”，也成为南丁格尔纪念邮票和护士专题邮票的常用题材。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巨大成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博得各国公众的赞扬。护士工作的重要性为人们所承认，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的重视。

过度的劳累使南丁格尔染上终生不愈的疾病。 她在克里米亚患了克里米亚热，健康还未完全恢复，就又继续工作。1856年11月她作为最后的撤离人员，返回英国。战争结束，南丁格尔避开政府隆重的迎接仪式，化名“史密斯小姐”悄悄返回英国的家里。她说：“我不要奉承，只要人民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