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文学革命作为一个运动兴起，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封建的经济结构及其大部分上层建筑，尚未受到触动。随着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必然要求在思想上有一个解放运动，来揭露当时还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以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文学革命，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胡适要求“文学革命”，有它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并且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实践阶段的。早在美国留学时期，他就已在留学生间论辩文学革命问题，并同国内陈独秀等保持密切联系。他从文学进化观点出发，认为“新时代的要求”，文学必须革命。表现新思想、新事物，需要新的文字。“文以载道”的旧文学是担负不了这时代的任务的。旧文学只为少数文人所私有，而用文言文表达新思想也不易为“最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只有用白话文表达新思想的新文学，才能为“最大多数人都能欣赏”，才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直到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序》时，仍持此观点。他说：“文字之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为最成功。”由此可见，胡适提的“文学革命”口号是有所为的，是基于时代的要求发动文学的解放运动。

早在一九一六年，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就有在国内发动新文学运动的抱负。这年四月，胡适写了一阙半文半白的《沁园春》，里面写道：“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躯驰！”同年十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信中说：“年来思虑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就在二月发表了另一篇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吾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胡适的文章，虽没有陈独秀的那样坚定、明确，但是，他对白话文学必将取得正宗地位，还是坚定不移的。他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的这一“断言”本身，就是对封建文学的挑战，就是革命。因为，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延续了几千年，在当时还占统治地位。胡适敢“断言”白话文学必将取而代之，这在当时是被当权者和复古派视为大逆不道的。由于白话文学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封建文学就大势已去，只能作垂死挣扎了。

因此，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文学革命的姊妹篇，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胡适和陈独秀，同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们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为先驱者所作出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白话文学的倡导者

文学革命运动不仅要大力破旧，还要积极立新。因此，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写了大量文章来阐述白话文学，并对什么是白话文学作了探讨、研究和实践，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但有的同志却认为，胡适提倡的不是白话文学而是白话文，是要把文学革命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形式上，而并不去触动封建主义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有的同志还认为，这是胡适搞阴谋，企图把新文学运动引向邪路。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是不是形式主义的，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寄陈独秀》信中，提出的“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是把“须言之有物”放在最后一条的。可是，两个月以后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把“须言之有物”列为第一条了。这说明胡适不但没有忽视内容，而且把它提到了首位。胡适对“言之有物”作了阐述。他说：“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胡适所反对的“文以载道”的“道”，正是封建文化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早在一九一四年，胡适就反对袁世凯颁布的《尊孔令》。他在十一月十六日《藏晖室札记》中，斥尊孔令为“口头谰言，可笑可叹”！一九一八年，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反对把“男盗女娼的社会”，说成是“圣贤礼义之邦”；斥责对“赃官污吏的政治”进行“歌功颂德”。胡适所主张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针对八股文提出来的，是有具体内容的。胡适在一九一六年《藏晖室札记》中《论译书寄陈独秀》里，提出了：“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晖室札记•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里，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纳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胡适还在一九一八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应使“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学上占有一位置”。也就是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从新内容的要求出发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五四”前后当文言文束缚新内容和新精神的时候，提倡白话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不能算作形式主义。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是在同封建复古派维护文言文的斗争中取得的。新文学运动也是在斗争中得到发展的。五四运动高潮中，成千上万的传单、宣言，都采用了白话文，大大扩展了白话文的影响，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也愈来愈多。到一九二○年，白话文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国语；有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国语的文学才取得了正宗地位。这是新文学运动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一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思想、学术的交流、教育的普及、文字的改革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实践证明，胡适的“断言”是正确的，而且实现了。把胡适提倡白话文斥之为形式主义，并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列为反面教材，这不仅否定了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前期的历史作用，实际上贬低了新文学运动本身的成就。

在提倡白话文的“一班新人物”中，胡适是很活跃的一个。不错，白话文学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但是，作为一个文学革命运动来提倡，并提出以白话文学取代封建文学，则始于新文学运动。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正因为有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新文学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得以蓬勃发展。因而，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功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应该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