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 收鲁迅1922年至1935年长达13年间写的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小说八篇，而其中《采薇》、《出关》、《起死》等三篇，皆写于1935年12月。而且，这些小说都贯穿着对当时流行的回避现实，逃避隐遁，是非不分，徒作空言的社会思潮的严肃批判。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那些提倡王道，宣传退让，散布无是非观的文人学士们的本相和利己主义实质。在这三篇小说中，尤以《起死》对这一主题表现得最为鲜明，讽刺最为辛辣，揭露得最为淋漓尽致。
30年代前期，这是我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日寇加紧侵略步伐，酝酿着对中国的大举进犯，民族生存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动“围剿”，对进行长征的红军围、追、堵、截，企图消灭红军武装。同时，配合军事“围剿”进行文化“围剿”，实行白色恐怖，于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变得玩世不恭，不辨是非，宣扬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以自欺欺人。如周作人就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派的信徒”①，生活的要义是“苟全性命于乱世”②。林语堂表示自己要做“年轻的顺民”③，说什么“人生在世为何?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④。针对这种思潮，鲁迅写了不少杂文加以分析批驳，指出“唯无是非观”看来清高，看破红尘超然物外，“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⑤。除了写杂文，鲁迅还写了包括《起死》在内的好几篇小说，对这种思潮作形象的揭露和历史的批判，目的正在于“把那些坏种的坟刨一下”⑥。
《起死》取《庄子·至乐》篇中讲的一个寓言构思而成。作品写庄子去楚国路上见到一个髑髅，他请司命天尊还原了他的生命，原来他是死于五百年前的汉子。他赤身露体向衣冠整齐的庄子要衣服遮盖时，遭到庄子拒绝，并对他大讲“相对主义”哲学：“衣服是可有可无的……”汉子扭住他不放，他摸出警笛吹响唤来巡士驱赶汉子。他以自己的前后自相矛盾的言行，揭出了他的“唯无是非观”的相对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和欺骗性。
如前所述，《起死》是具有明显现实针对性的。作品对庄子的揭露和嘲笑，是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构思，通过传神的文学形象和生动有趣的情节细节表现出来的，因而十分犀利畅快和精采透辟，把“唯无是非观”的荒谬和虚假，把宣扬这些观点的文人学士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使之当众出丑，无处躲避，收到了巨大的鞭挞和讽刺效果。
《起死》是一篇艺术形式别致的小说，它是采用戏剧体裁写成的。这在鲁迅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
鲁迅采用这种形式，当然首先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把庄子置于众目睽睽的舞台之上，让他尽情表演，然后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的逼视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出尽洋相，灰溜溜地下台。虽然《起死》不是为演出写的剧本，但它确具有戏剧的基本特点，大体也符合“三一律”的要求，如果稍加处理是可以搬上舞台的。但鲁迅显然不是把它当做表现的艺术来构思，而主要是把它当作语言的艺术来创造的，是借助戏剧形式写的戏剧式小说。读者通过阅读，对庄子的舞台形象及其种种表演作出艺术想象。这种新颖别致的形式为调动读者的审美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在鲁迅小说中是一个创新。
鲁迅在写《起死》的头一年，曾翻译过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 “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式小说” 《少年别》。“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新翻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⑦。可以看出，鲁迅在采用剧本形式《起死》时，已经有了参考品作为借鉴。通过这，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外来文化的长处所采取的 “拿来主义” 科学态度。
不仅如此，鲁迅在《起死》中还巧妙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派戏剧的某些手法，以荒诞奇异的想象，让死人复活，让古人现代化，勾通死人、古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极不和谐的联系。让人们在看似颠倒错乱的情节中发现幽默，引发对事物的最本质的认识和评判。这种认识是通过联想、变形、暗示、隐喻等方式达到的。庄子的形象是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又是一种观念思潮的化身。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他已突破表面真实，走向内在真实，具有丰厚的哲理内容，舞台上出现的古人，死人和现代人的纠葛，“唯无是非观”滑头哲学与朴素简单的生活哲理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生活细节插入，象征性地表现了一种看似高深抽象，实则寻常具体的真理。如果说瑞典表现主义戏剧家斯特林堡写于1907年的《鬼魂鸣奏曲》中让死尸、亡灵和活人同台，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非人关系，那么《起死》中的古人，死人与今人对话，不仅揭示了 “唯无是非观”的虚假荒谬，更表现这种相对主义哲学观在理论上的虚伪与穷蹙。
《起死》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但它并没有掩盖掉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从整篇作品看，除了鬼魂上台和庄子请司命天尊复活髑髅的情节是荒诞的外，其余主要还是现实主义的。如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关系相统一的典型环境、典型化的人物、情节的生活化、故事的戏剧化、人物活动和对话的现实化等等现实主义特征，都在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
比如主人公庄子的艺术形象，作品赋与他古代学者的形貌，“络腮胡子，道冠、布袍”。言谈举止看似庄重严肃，实则世故圆滑。他开始出现，俨然正人君子，学究之态憨然可掬。及至汉子要衣服穿，他装腔作势用“彻底的利己主义者”的说教去批评;汉子要扭他去见保甲，他又用 “唯无是非论”相对主义哲学去软化他;汉子不理他这一套，对他动武，他又用 “还你一个死”恐吓;而当一切招数失灵，他的学说和他的人格的虚伪全盘暴露时，恼羞成怒，摸出警笛，唤来巡士进行镇压，露出其反动派豢养的御用文人的本相。虽然小说只有四、五千字篇幅，三几个人活动，情节故事也很简单，但庄子的形象写得丰满而有层次，他的自私虚伪，他的相对主义说教的荒谬与不堪一击，都被生动活脱地描写了出来。
与庄子相对立的汉子，憨直、实在、虽不懂相对主义哲学却明礼义，通情理。他发觉自己无衣遮羞就慌忙蹲下，他向庄子索借衣服先礼后兵。他以自己的生存需要批驳了庄子的毫无意义的说教。庄子的虚虚假假的清高与汉子的实实在在的世俗，互为辉映，愈显出各自鲜明的个性。
作品中另一个人物巡士，本是一个走卒的角色，但并没有被简单的丑化。对他着墨不多却勾画出他性格的变化轨迹：当他听到警笛首先抓的是庄子，他判断是符合常理的，也可以说是公正的;而当他弄清楚所抓的人是局长都很佩服的漆园吏庄周时，他立刻变得谦恭起来。连忙拍一阵马屁;但当汉子抓住庄子要衣服时，都没有立即动用警棍，而是对那赤条条的汉子动了恻隐之心，转而请庄子 “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及至遭到庄子拒绝，他才权衡利弊，露出职业本相。巡士的性格鲜明，思想脉络清晰。他的思想在那些经济地位低下(他只有一条裤子)的，受“唯无是非观” 宣传影响的下层群众中有一定代表性。
《起死》这篇小说，是以其思想的深刻，讽刺的尖利而著称的。这也是鲁迅作品的普遍特色。但是鲁迅在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主张文学要向读者传授知识。要供人欣赏，给人以艺术享受，要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审美感“以娱人情”，给人以愉快，乐趣和休息。《起死》的主题是严肃的，但它的艺术表现却是轻松活泼，机智幽默的。作者在构思全篇时精心安排了几次喜剧性高潮，以不断触发读者的审美激情。如开篇写庄子出场，敲看髑髅反问的迂态，立即吸引了读者;汉子复活后与庄子的争执，南辕北辙，隔靴搔痒，哲学家的故作高深与老百姓的求实态度形成有趣的予盾，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 及至庄子吹响警笛唤来巡士，紧张的矛盾竟化为轻快滑稽地颇含深意的开怀大笑。庄子唤来巡士后乘机逃脱本可以结束全篇，但作者匠心独运，让汉子向巡士讨要衣服，还主动要求到“局里”去。巡士为摆脱纠缠，也只得吹起警笛，掀起全篇的最后高潮。在引起读者幽默的微笑中开篇，讥讽的大笑中卒章。
作品中出现的“油滑之处”也是时时唤起读者发笑的重要手段。这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普遍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所谓“油滑之处”，即在写古代故事时，适时插入现代内容，以新的事实充实旧的历史，以旧的历史比照新的现实，使之相互补充，相互融合，透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引起读者的思考，以针砭时事，臧否世态。制造艺术的怪诞、荒唐与滑稽，以影射现实生活的怪诞、荒唐与滑稽，达到讽刺嘲笑的目的。这种方法，在《起死》中多处应用，如庄子骂汉子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不懂哲学的野蛮”，巡士向汉子说：“自杀是弱者的行为，”以及出现警笛、警棍等。制造历史与现实的混淆与矛盾，形成了具有漫画特点和荒诞色彩的艺术画面，以引发读者的阵阵思考与频频笑意。
此外，小说中那些鲜活的人物如庄子的尴尬狼狈、汉子的单纯固执、巡士的随机应变，那始而奇、继而乐、终而悟的具有思辩特点的整体构思，那轻快的节奏和幽默的语言，都具有喜剧般的特征，给人以极大的审美愉快，体现了鲁迅注重文学的“审美”和“愉情”功用的美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