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在其著作《国学知识大全》开篇定义国学，指出其为包含中国学术性质与变迁的学问，并非与外国绝对不同的学问。

传统上，中国人将国学视为对古代经典的统称，主要涉及儒、道、法、墨四大纲要。在古人中，儒、道受到推崇，法、墨则被鄙视。读书人倾向于追求道以修身养性，以儒来治国平天下。墨家被视为鄙陋之学，法家则被视为刻板严苛。

西汉宣帝提出了“外儒内法”的政治理念，即表面上遵循儒家的王道，实质上则运用法家的霸道。小民则遵循道家的思想，崇尚顺从与非攻。因此，中国人的言行举止往往显得谨慎，同时受到官府“外儒内法”的影响，变得口是心非，嘴上说一套，心里想另一套。

中国人的信仰和哲学在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张的哲学》中得到了深入剖析，揭示了信仰与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中国人往往从信仰中寻求获取回报的途径。因此，中国的哲学观念，如《老子》、《易经》等，虽含糊不清，却充满了智慧和权谋，这与西方哲学追求解惑和探求事物规律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吕思勉先生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宗教在初兴时，往往能综合当时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提供合理解决方案。宗教通常包含高深和浅显两个层面的理论，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而哲学则倾向于打破束缚，形成独立的解释体系。在信仰上，西方倾向于一神论，而东方则更倾向于泛神论，中国的道家哲学就是泛神论的起点。

法家追求的“法自然”理念，强调政治上的赏罚分明，以自然界的美德为准则，不迁就世俗人情。而墨家，虽然在历史上被淘汰，其思想却在人们的品性与行为中得以保留，融入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

儒家、墨家和道家的理论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层面，而非哲学科学领域。法家的实用性、目标性使其在先秦时期成为了主流。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法家与儒家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暴露了法家理论与实用之间的矛盾，而汉代的黄老之治则体现了对法家的反思与调整。

吕思勉先生指出，东汉时期由于王莽的推崇古学，导致了经世致用之学的衰落。后来的玄学运动，虽然破坏了泥古、琐碎、迷信的风气，但也导致了学术界的考据之风盛行。而佛教的兴起，为中国的哲学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与玄学相辅相成，最终与佛学融合。

吕思勉先生对佛学的论述展示了其在学术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佛学起源于印度，其哲学思想更侧重于解除心灵的苦恼，而非维持生存。佛学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从大乘到小乘的演变，其理论体系也逐渐丰富和完善。

在论述中，吕思勉先生强调了大乘与小乘的不同之处，大乘在理论体系上更注重自圆其说，而小乘更接近于佛陀原始的思想。然而，大乘通过引入菩萨等级的概念，形成了更复杂的修行体系，这与佛陀的本意有所偏离。

在宋明理学兴起后，尽管其试图弥补佛学的空虚与不切实际，但最终仍未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框架。清朝的考据学兴起，但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显得无力。康有为的出现，虽为变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但其理论过于依赖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创新。

吕思勉先生通过这一章节，对国学的发展概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既展示了中国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其在历史演变中的演变轨迹和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