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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被冠之以“印第安人”。1492年,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个经济缜密、道义悖谬的时代开始了。作为第一宗大规模牺牲品,印第安人首先被送上了这个“资本主义”时代的祭坛。而且,这场“创记录的种族屠杀”的肇始者来自基督教义被反复研磨十几个世纪之久的欧洲,来自正轰轰烈烈讨论着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不仅“每个毛孔充满了血和其它肮脏的东西”,而且在道德上扮演着虚伪的角色。
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印第安民族沦落为未经昭雪的冤魂,其苟活下来的后代又一次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大牺牲品。处于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主要是农民,因此,印第安人问题又与农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其最宝贵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世世代代属于他们的“领土”。印第安人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耕作方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观念,都有赖于处于边远地区、大自然纵深的属于部落的土地。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进,土地的价值越来越昂贵。秘鲁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新土地法规定,国家有权将部分原属部落的土地以拍卖或特许的方式转让给私人开发商。1992年,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修改了作为1910年资产阶级土地革命主要成果的宪法第27条,允许买卖土地,使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农民的村社土地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1994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得以在恰帕斯发动起义的重要因素。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资源的“开发”首先要面对这些地区的土地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土地。作为近2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墨西哥的农业几乎不复存在。在这个将玉米与创世联系在一起的玉米发源地,在这个视玉米为民族文化象征的国家里,如今其40%的玉米消费要从美国进口,而且进口来的几乎是在美国用于喂牲口的硬玉米。秘鲁旅游业的“繁荣”是本国农民破产的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的是印第安人丧失尊严的面容。
在思想领域里,“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与殖民主义同样古老的辩题。殖民初期,一批执著于原始教义和良心的天主教修士充当了最早为“他人”呐喊的荒原孤羊。1550年和1551年,在宗主国西班牙本土的巴利亚多利德召开了两次大型辩论会。这两次古典式的辩论涉及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世界上有没有劣等民族?先进民族有没有理由对落后民族开战并奴役他们?这种性质的论战在西方殖民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此后,在拉丁美洲发展进程中,关于印第安人的处境、地位,国家政策的讨论时起时伏。但是,长久以来,沉默的印第安人从来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成为代表自己的发言人。
1992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之际,拉美许多国家爆发了以印第安民众为主体的抗议运动,一次官方筹划的隆重纪念在拉丁美洲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众抵制。它是拉丁美洲印第安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象征性起点。两年之后,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1994年,在墨西哥印第安人集中的恰帕斯州爆发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领导的印第安农民起义。这是一支几乎由清一色的恰帕斯印第安农民组成的队伍。印第安起义者学会了利用语言的武器,依靠公民社会的支持,争取国际舆论。他们根据政府签了字的协定原则,任凭政府“批准也罢,不批准也罢”,在墨西哥南部建立了几十个“自治村”。游击队著名的口号“人民决定,政府执行”不仅是对新型民主的要求,也是其内部的民主机制。而这一机制来自古老的印第安部落传统。
如果说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还是一支绿林游击队,那么,印第安政治运动在玻利维亚则取得了执政的历史性胜利。2005年底,埃沃·莫拉莱斯当选为该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莫拉莱斯代表着拉丁美洲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民族主义”、“左翼”等传统术语,并不能涵盖莫拉莱斯的身份含义。他的举手投足,显示了染着印第安文化底色的“反殖”本质。莫拉莱斯领导的玻利维亚政府反对“本国国内的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提出“建立一个以多元化为准则的、非殖民化的、村社社会型的新国家,全力解决深刻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玻利维亚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印第安人被置于非人化社会边缘的问题”。莫拉莱斯任用的司法部长卡希米拉·罗德里格斯是一个从13岁开始就在富人家当女佣的印第安妇女。她上任后宣布司法部将是一个“结合祖先的法律实践,即印第安村社司法与普通司法”的新型机构。
在智利的阿劳加地区生活着50万名马布切人。他们是美洲人数众多的印第安民族之一,从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入侵开始就一直进行抵抗,坚持了三个世纪的斗争,致使西班牙国王在智利耗费的军费比从这个国家掠夺的金银还多。而这一始于500年前的抵抗从未偃旗息鼓。马布切人的斗争围绕着属于部族的土地问题:“马布”就是“集体的”、“部落的”之意。阿劳加地区现在是智利最贫困的地区,印第安人的存在和权利在国家宪法中没有得到丝毫体现。2005年底,一批属于“智利马布切地区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起草了一份意向性文件供全国讨论,题为“关于制订要求各国政府保证印第安人民权利行动计划的建议”。这份文件提出了有关印第安人命运和权益的一些重大原则,如:保证印第安人的自决权和政治参与权;凡涉及印第安人土地、经济、社会与文化利益的政策、规划、项目、举措,无论是来自国家机构还是私营部门,必须让印第安人了解详情,并征得他们的自愿的同意;按照印第安人的司法习俗处理印第安人的司法案件;印第安人拥有对自己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环境保护权利;保护印第安人语言、文化和世界观。同时,马布切人正在筹建自己的政党“瓦尔马布文”。
关于印第安政治运动近十几年来蓬勃发展的原因有诸多说法。无论如何分析,人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印第安人已经组织起来,而且正在走向成熟。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组织也成为“世界社会论坛”的重要力量,并于2004年在印第安人口众多的厄瓜多尔召开了第一届“拉丁美洲社会论坛”。
印第安政治运动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反对殖民主义掠夺行为的正义要求,也代表着“现代化”讨论中的进步方向。在“全球化”进程中,旅游业是一项无孔不入的高利润商业活动,并与印第安社会发生直接摩擦。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一个农村小镇上,当地的进步人士和印第安人组织发起了“正义旅游”事业,对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印第安文化的商业性旅游进行建设性的抵制。反对盲目传播“转基因”作物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环保人士的热门话题,而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中有许多印第安农民。对待妇女的态度从来是西方虚伪的“文明-野蛮”模式中的重要内容。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从公开起义的第一天起,就公布了“十一条革命法律”,其中包括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开创性的“妇女法”,在具体实践中,萨帕塔组织中的妇女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
在新的世界形势和国际背景下,当代拉丁美洲印第安问题已经超越了本国、本地区的局限。印第安政治运动的主体逐渐看到了自身斗争与世界的联系,并努力创建这种联系。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深刻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其本质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指向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性质。印第安人问题是近代世界种种矛盾的序幕。围绕印第安人问题对“文明”进行的讨论,也关系到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多元民主的建设、日益复杂的国际社会究竟有无可能和平相处等重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