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徽宗朝“六贼”中，除了“公相”蔡京、“媪相”童贯，还有一位“隐相”，便是梁师成。身为权宦，梁师成与童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经常以文士自居，为人也更加“阴贼险鸷”，故有“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之说。

《宋史·宦者列传》，梁师成字守道，性“慧黠”，且“习文法，稍知书”

梁师成与秦朝那个熟悉法律、写得一笔好字的宦官赵高十分相似，梁师成最初供职于宫中书艺局，后领衔睿思殿文字外库，主管对外传达皇上旨意。那时的梁师成被“以隶人畜之”，充其量是个抄抄写写的书记员，整日“入处殿中”专门习仿宋徽宗的笔迹，学成后“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经他抄写的诏旨字迹可以乱真，“外廷莫能辨”，活脱脱就是徽宗皇帝那手著名的“瘦金体”。

“认爹”成为“隐相”

梁师成毕竟不是正经读书人，因而“实不能文”，可是他头上顶着个进士头衔，又不能不装装样子、“高自标榜”一番。在号称史上“文人天堂”的北宋时期，凭梁师成肚子里那点文墨，自然拼不过满朝遍野的才子鸿儒，于是就想出了“拼爹”的歪招——哪怕这爹不是自己的“正爹”。

梁师成“自言苏轼出子”，主动报料说自己是已故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梁师成为了认这个“爹”，还不惜花钱上赶着巴结苏家的人。苏轼的三子苏过因受到父亲的牵连多次被贬谪，直到宋徽宗继位、苏轼故去，苏过才结束放逐，但仍不得志，梁师成于是大送温暖。

《宋人轶事汇编》梁师成“自谓东坡遗腹子”，因而“待叔党(苏过字叔党)如亲兄弟”，曾对自己的管家说，“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复”，随便他拿去花。

梁师成自曝为苏轼私生子这则花边新闻，在当时社会也算不上多大的名誉丑闻，至多是给这位绝代名士又添了段风流野史，但苏家人对梁师成的殷勤却并非人人买账。《宋史·苏元老列传》中，就记载了苏轼这位从孙“不给面儿”的故事：时任太常少卿的苏元老为人“外和内劲，不妄与人交”。梁师成摇身一变以苏家长辈自居，攀亲“欲见之”，并且索要他的文章，遭到了苏元老的拒绝。于是梁师成的报复接踵而来：不久，朝中即有言官弹劾苏元老持“元祐邪说”，其学术议论模仿苏轼、苏辙，不宜在中朝任职。苏元老由此被罢为提点明道宫，贬到位于如今豫皖交界鹿邑县的这座皇家道观去做了住持。苏元老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吾今以家世坐累，荣矣。”不久便死在那里，时年只有47岁。

梁师成认“爹”，原本是为了“拼爹”，但在当时，苏轼这个“爹”还有历史问题尚未“平反”，因而并非认了就能拿来说事儿。苏轼的问题出在他的所谓“元佑党人”身份上：宋哲宗绍圣年间为恢复新政，将包括苏轼在内的一大批旧党人物加以贬谪和禁锢，至徽宗一朝，仍是“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梁师成于是以“先臣何罪”向宋徽宗诉冤，结果还真起了作用，自那以后“轼之文乃稍出”，朝廷对其禁锢渐渐有所松动，梁师成终于可以苏轼文章继承人的身份虚张声势了。

随着“拼爹”效应的显现，梁师成一发而不可收，竟“以翰墨为己任”，凡“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门下”。家中“多置书画卷轴于外舍”，广邀宾客前来观览、题诗和句。众多附庸者中，凡遇合意者“辄密加汲引”，培植为自己的党羽，无论官职大小，皆可得阶而升。宋人王明清《挥麈余话》载，尚书右丞王安中早年负才不得志，在京师开封“茫然无所向”，时逢梁师成乔迁，其新居“极天下之华丽”，招四方文士前去助兴。王安中献上《歌行》一首，梁师成“读之大喜”，随即荐之于上，不数年便得以“登禁林，入政府”。梁师成在朝中有接近天子的便利，因而他的党徒中也不乏朝廷重臣，比如王黼就曾“父事之”，就连不可一世的蔡京父子“亦谄附焉”。梁师成还曾“所领职局至数十百”，创下这一史上最牛的兼职记录，所以在开封都城中，人们将梁师成视为“隐相”。

梁师成作乱

梁师成不仅有权提拔大小官员，而且还有能量干预科举，并从中“益通贿谢”：找他来求科场功名的人须先“入钱数百万”，梁师成拿了钱，便“以献颂上书”为名令其赴廷应试。考试结束后宣布名次的“唱第之日”，梁师成“侍于帝前，嗫嚅升降”;在他的“美言”之下，行贿者不愁不能中第。在梁师成的破坏下，北宋末年科举及第者越来越滥，《宋史·选举志》载：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跟今天人们调侃说“往大街上扔块石头就能砸中个博士”的情景差不多，正式“奏名赐第”者八百余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超过百人。由于梁师成手下像储宏一类的小吏“皆赐之第”，这一年的科场创下“自设科以来”历年之盛，此后“杂流阉宦，俱玷选举，而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梁师成“貌若不能言”，却“阴贼险鸷”，一有时机便“遇间即发”。《宋史·翟汝文列传》：梁师成“强市百姓墓田，广其园辅”，被时任给事中的翟汝文弹劾，梁师成便使出阴招罢黜翟汝文，将他外放到宣州。同为北宋末年“六贼”的宦官李彦，在梁师成的包庇下得以强占百姓民田、四处为非作歹。一日李彦遭到言官举劾，梁师成恰巧侍于宋徽宗身侧，竟然“抗声”喝斥，直接将举报人吓退。“六贼”中的王黼也正是靠了梁师成这柄保护伞，“倚其声焰”，光天化日之下将自己左邻、已故门下侍郎许将一家赶走，强占许家住房，引得“道路愤叹”，街坊路人皆为之不平。后来，梁师成与王黼做了邻居，两人勾结日深，引起宋徽宗疑心，梁师成这才恩宠渐衰。

梁师成的末路

靖康之年，金军南下，宋徽宗昔日那些大臣大多随这位已经禅位的太上皇东渡避难，梁师成虽已失宠于宋徽宗，却因当年在太子东宫对宋钦宗赵桓有保护之功，而“以旧恩留京师”，受命继续辅佐新君。正当他为此得意之时，却被太学生陈东、布衣张炳等“力疏其罪”，指其与唐朝权宦李辅国一样“有异志”，当予制裁以正典刑。宋钦宗赵桓虽是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之君，但“迫于公议”，最终还是“诏暴其罪”，将梁师成贬出京城。梁师成行至半路，被押护他的差役缢杀，以“暴死”上报，家产随后也被籍没。

梁师成由于“善逢迎，希恩宠”，渐渐“得君贵幸”，随后“窜名进士籍中”。这种太监金榜题名的事，除了在五代十国时期那个“先下蚕室，然后得进”(蚕室即行阉割之所)的南汉王国以外，还真是旷古鲜见。由于得了个进士，梁师成在宫中蹿升得极快，自观察使、留后至节度使，又至检校太傅、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一路平步青云，最终成为“隐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