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不得不说的遗憾，在先生您的身后，我们真的没有发现萨特、卢梭的身影。
请问先生，在诗人何其芳的身后，您发现了谁的身影？
“……说啊，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摇坠了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伤的露？/你的声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这是何其芳的《圆月夜》。先生，假如您读过诗人何其芳创作于那个年代的诗歌，您就会明白，中国文学（诗歌）自盛唐至今，就诗魂而言是一脉相承的。某种承袭就如溪水相融，自然而美丽。而诗人何其芳的诗歌，在诗歌韵律婉转低徊的传递声中完成了灵魂的倾吐。何其芳是继承民族诗歌传统的杰出代表，他的其人其诗都具有人性的关爱、忧郁与典雅。重要的是，何其芳在写作《预言》等诗歌时还不到二十岁。一颗年轻的心灵，一颗痛苦感知民族苦难即将降临的心灵，他的诗歌文字洒落着东方清冷的月光，形如一介布衣，于劳作后踏着晚露回到他业已掌灯的院落。……先生，这恰恰是您所缺乏的气质。
先生，向您郑重推介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几位重要诗人及他们的作品，以便使您对距您最近的中国新诗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他们是赵恺与《第五十七个黎明》；杨牧与《我是青年》；叶延滨与《干妈》；雷抒雁与《小草在歌唱》；梁小斌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边国政与《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江河与《沉思》；林子与《给他》；韩瀚与《重量》。……先生，您是否阅读过这些诗人的作品吗？您用心感受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流光溢彩的时代吗？……不错，您在您的《悼词》中提及了舒婷、顾城、朱文等人的名字。在您书写这个段落时，您真是澎湃极了。您说“……它们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中坚，也是８０年以后中国新启蒙文学的中坚，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人的文学’的总主题……”。先生，即使是被您推到中国百年文学至高处的上述三位作家，他们能够站出来认同您龃龉不入的自语吗（您也知道，起码顾城是不会认同您了）？我想不能。根本的原因是，被您极力推崇的那种“构成”不是在松软的沙地上完成的，您忽视了基石的作用，也就是拒不承认人类或人类文学存在不朽的先驱与不可轻慢的启示。而舒婷等人之所以被您如此赏识，不过是您有意将他们推到前头，作为您遮挡什么的盾牌。先生，仔细想来，您也是用心良苦，以保自身。
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所谓“人的文学”，只能是人民的文学。人类永恒的人性之花，只能开放在人民中间。“人的文学”的基本概念，不是您的《生活》。人民记住了巴金、艾青等前辈作家，是因为他们在沉沉寒夜为光明歌唱过，他们的声音曾经感动并影响过无数渴望光明的人们——他们首先寻求自身的解放，随即思索人民的解放，用他们的作品唤起人民谋求解放的意识——这才是“人的文学”。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巴金说：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先生，不用我提醒，您肯定知道巴金老人写作《做一个战士》时的时代背景。您不能也无权要求一个作家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沉入自我的中心——就像您沉入您的《生活》中自慰那样。那个时候，我们笃信巴金绝对不会想到您所耿耿于怀的“流光异彩”的文学史，他的心灵被一种近在咫尺的苦难所点燃，他以笔为剑呼唤战斗，以血肉之躯维护自己民族的尊严。因为“春天是我们的。”（巴金语）
因为巴金在他的《家》、《春》、《秋》等一系列作品中所揭示的是人性最柔软的部分对光明所期待的焦渴；是一代人朝着晨曦奔走的身影；是接受光明招引后所发出的欢呼；是一代人寻求信仰与自由的真诚的记录——“我的眼光追随着我脑中的幻影。我想着，我想到我们的苦难中的土地和人民，我不觉含着眼泪笑了。在这一瞬间似乎全个江，全个天空，和那无数的山头都亮起来了。”（巴金：《火》）
现在，通过我的怀念的文字，我引领您认识伟大的诗人艾青。其实我并不愿如此，我担心会因您的随意与不慎而惊动一颗长眠的诗魂。不错，坦率地说，我对您的善意的引领带有挥之不去的无奈的心绪。先生，拜读您的文字，我发现您对中国新诗缺乏起码的了解，若我恳求您对中国新诗深怀敬畏，那就是难为您。为了帮助您发现中国新诗不朽的形态，我特别为您引出诗人艾青和牛汉的文字。尽管您已经抛出了《悼词》，可是，作为学者，当您阅读诗人如泣血般的文字时，还是希望您保持应有的耐心与谦卑。
是的，您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阅读艾青，您想到了凡尔哈仑。这是您否定诗人艾青的基本前提。可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在合理的借鉴中汲取素养并以此开启自己的创作心智不是极为正常吗？连您这般孤傲的人不是也在模仿林白的文体吗？不可否认的是，诗人艾青与他的诗歌都是中国的，他在歌唱中含着泪水，注视着自己祖国多难的土地。1938年11月17日，在武汉，诗人艾青以深沉凝重的笔触写作了《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写作《我爱这土地》距巴金写作《做一个战士》时隔四个月。在那信仰如烈火般燃烧的岁月，两位文学前辈以他们敏感的心灵感觉着视野中无所不在的神灵——那是土地；是人民；是尊严与爱所张扬的不屈的双翅。而他们的作品，则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良知存在的证明。先生，借用您的话，那就是“新生的宣言，涅磐的预告”。
先生，这首诗不长，您是学者，相信您比我更清楚这首诗歌所浓缩的巨大的精神空间。我在这里全诗引出，目的仅仅是希望先生您呓语喃喃的心灵产生瞬间感动。难道因凡尔哈仑的存在，诗人艾青就是凡氏的后续之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1938年2月，战火迅雷般逼近了黄河，艾青在古老的潼关写下了这首《北方》，……一年之后我看到这首长诗，当时我幸运地得到一本诗集《北方》。……就是这本巴掌大的诗集，曾经强烈地感动过一代文学青年的的心灵。”先生，受阅读面的局限，或许您难以知晓这节文字的出处。那么我就告诉您，这激情飞扬的文字出自诗人牛汉的手笔。在为《艾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版）所撰写的序言中，牛汉还说：“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始终生息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时代，与民族的土地的忧患和欢欣血肉相连。从他的人和诗，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无比巨大的历史胸腔内创造生命的激情，这激情使人类的美好的智慧和精神能不断繁衍下去。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将永远感谢艾青和他的诗。”
在写作《北方》、《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等诗篇时，诗人艾青的心灵紧紧地贴近这片仁慈而多难的大地，他没有顷刻游离，只有含泪歌唱。在《北方》的序诗部分，艾青说：“一天/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就是先生您所不屑的端木蕻良。
那么，先生，面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老拳乱舞的您，是否系统地阅读过诗人艾青的著作呢？显然没有。您对一个世纪中国文学浅尝辄止的毁己态度直接导致了您的浅闻小见，您敢于信口雌黄一点都不会令世人感到奇怪。
先生，请您认真阅读下面的引言，那“誓辞般的话”（牛汉语）是诗人艾青的心灵宣言，不是您的凡尔哈仑的心灵宣言。在抗战烽火初燃的时刻，艾青说：“我们是悲苦的种族之最悲苦的一代，多少年月积压下来的耻辱与愤恨，都将在我们这一代来清算。我们是担戴了历史的多重使命的。……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诗与宣传》）“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的愿望面前的。惟有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艾青：《诗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