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思想比较研究——都是为了追寻文本的意义踪迹那种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关文本解读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互补的,它们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为了追寻和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一、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峙”背后的联姻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把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两种。任何一种语言,从单词到句子,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基本的意义。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形成了一种寻找语言意义的结构模式,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趣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语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脉,必须加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源于希腊语“逻各斯”,意思是“语言”或者“定义”。《圣经新约》里说,“万物始于词语”,因此语言被提高到一个全部真理的终极本源的中心地位。从语言观的分歧上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似乎是相对峙的,但他们之间在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文本解读思想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 1 从中心到边缘。结构主义从索绪尔那里开始就迈向了形式、模式和结构的台阶,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追踪深层意义结构的话语权威中心。雅可布逊用音位学方法来分析诗歌,使之形成一个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同一构架之内才能理解的原理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创造和解读建立了一个诗歌权威结构中心。列维 斯特劳斯通过对俄狄浦斯等神话结构的分析,创立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在走向一个神话结构的权威话语中心。巴特则崇尚一个认为制造意义活动的权威中心。“中心”于是形成了某种可靠的深层话语结构。二项对立的文本分析方法就是一种分析模式, 即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联系的、排列的转换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1](Ｐ17)这种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在文学史上大量存在。巴尔扎克在给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想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无知、能干或愚蠢,也是如此。”[2]巴尔扎克的这些二项对立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美丑并存、善恶同在、真伪共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的群体。[1](Ｐ172)这些二项对立的具体思想和内容是靠语言结构叙述来完成的,文学这时成了语言状态本身的一种语言。巴特因此下了结论说,“在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经历,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3]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里面也引进了一些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下意识只有借助于结构语言学才能科学地描述:“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他还从语言学角度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4](Ｐ258)这样一来,一个以语言结构为模式的结构主义话语权威中心建构了起来,一切文本的创作、分析、解读、批评都指向这个话语权利中心,以至于不敢越雷池一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五月风暴”中,情绪激昂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使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和惊吓,而结构主义学者们却躲进书斋,不出面支持学生运动,以保持整体结构次序的平衡和稳定,显得十分保守。这时激烈的学生运动开始引发了对整体、结构、次序、层次和权威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转而相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这是对“中心”的怀疑和疏离的反叛行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开始。德里达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的结束和解构主义时期的到来。从此之后,德里达开始了他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鼻祖———结构语言学那里开始解构起。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声音里,我们不能使声音(能指)离开思想(所指),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5](Ｐ151)德里达则把这种能指和所指称作形而上学的神学中心论,因为他认为这种将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局限于能指,而不是用于包括所指在内的整体做法表明:能指与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种直接关系,这样的能指犹如始终依附于其所指对象一样,始终求助于一种创造的生存或一种既定的思想性言语。[4](Ｐ368)德里达很清楚地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历史重任:一定要打破这种千百年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着今后的文本和文本语言开始游离和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使得文本和文本语言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边缘化,这也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失语症”提供了理论的脚注。 2 从整体到破碎。结构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但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解释,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是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而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6]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以及文本叙述性的研究)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例如,普罗普对神话故事主张系统描写而不重视起源探索的方法受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赞扬。[4](Ｐ234)普罗普发现,“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4](Ｐ235)的特点,体现了他在童话文本整体性观照下的逻辑判断。“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是童话的表层结构,是可以感知的,是不需要作过多分析就清楚明了的。但最让人费解的是深层结构,它是潜伏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单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用抽象的手法,在叙述的整体性下面把这种深层意义单位找出来。阿于格雷马斯在《故事的结构分析》中,把神话归结为三大要素:[1](Ｐ186)(1)结构———神话的结构法制:Ａ 叙述类型为所有神话故事的结构属性总和而成;Ｂ 叙述类型既要视神话为一个跨语句单位即规范系统,又要体现由叙述方式显示的内在结构。(2)规约———给叙述单位(意群)归类:Ａ 试验意群(考验);Ｂ 契约意群(缔约与废约);Ｃ 分离意群(出发与回程)。(3)信息———即神话语音符号的特殊意义:Ａ 叙述信息———处于叙述层次的阐释;Ｂ 处于结构层次的阐释———结构性信息。从阿于格雷马斯把神话归为三大要素来看,结构主义叙述学是要把文体体裁作为一种系统化符号规范,以突出对文本思考、分析的整体性。 解构主义也是从文本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出发,但它的目的不是去使文本“系统化”和“整体性”更加完善,而是要摧毁这个系统和整体,把它们肢解得支离破碎。德里达就是通过把固定的系统或整体次序推翻,并加以颠倒来实现他的解构的。他认为,“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7]为了实现他的颠覆思想,他首先从消解语言中心主义做起,有目的地创造了一个十分艰深难懂的概念:“分延”(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这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着所谓的语词和本源的恒定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而又不断地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文本新的意义同样又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出现另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来,系统被瓦解,整体被破碎,一个文本可以像“魔方”一样在“区分”和“延搁”中诞生出无穷无尽的意义来。除了分延,德里达还创造出了“播撒”“踪迹”和“替补”这三个重要的概念。“播撒”是德里达对“分延”概念的进一步扩展。文字的分延使意义的传达方式不可能是直线般的,也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而是像撒种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播撒开来。“踪迹”表示原始的迷失,它是在场中的不在场,是存在的影子。“替补”是一种补充和增加,但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空缺。这几个概念从根本上肢解了结构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就好像一块手表被拆开了以后再也不能够重新装上一样(米勒语)。 3 从意义到虚无。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关心同一个话题:文本的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并不因为其具体表现而穷尽。它包含迄今为止从未说过的潜在语句,而这些语句则能呈现意义和语法结构;对于一个学会了英语的人来说,由于他有理解从未接触过的语句的能力,他就具备了超出其语言表现的语言能力。”[8](Ｐ30)结构主义就是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以理性的态度去寻找潜在的话语意义。其实,早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出现之前,意大利的维柯就已经试着去找出某种文本意义结构,他在《新科学》里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寻求出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已经形成了《结构人类学》,他发现:(1)结构中任何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2)对任何一结构来说,都可能列出同类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样一来,文本的意义就可以框架在一个恒定的模式中,以至于不被“误读”。 这种重复的结构突出了文本的深层意义:人类语言的无意义、无逻辑以及生命的空虚、无望和一种漫不经心的残酷。 虽然解构主义关心文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意义的存在,但它是通过破坏永恒不变的意义结构来使意义变得虚无缥缈。德里达用“意义链”来取代“结构”。由于意义链是无限制的、非目的性的,所以它排除了以为在系统中有一个具有统治作用的整体想法;又由于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所以它本身就不会降到整体或对象的地位上去。[4](Ｐ365)“意义链”失去了“对象的地位”,只能在空中游离,没有了任何根基,所以意义永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的文本解读永远是一种“误读”。德曼强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认为一切语言都有修饰成分(如隐喻、象征等),因此一切语言都有欺骗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指出,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够获得“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的观点是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10]无疑,这种观念使德曼完全滑进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文本意义对解构主义来说,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是根本触摸不到的“幻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