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咏史诗创作王维不仅是出色的田园诗人,同时他的咏史诗也写得很有特色,他的咏史诗可分为妇女题材、君臣题材、豪侠题材和隐士题材等几类,约10余首,主要代表作有息夫人西施班婕妤过始皇墓李陵咏夷门歌偶然作等

1.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情怀王维咏史诗不多,但与其山水田园诗风貌完全不同。李陵咏之咏李陵、偶然作六首之咏楚狂与陶潜、夷门歌之咏侠士侯嬴,都写得慷慨豪迈,既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气,又有重个性、任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且看两例,一是李陵咏：汉家李将军,三代将门子

结发有奇策,少年成壮士

长驱塞上儿,深入单于垒

旌旗列相向,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战声烟尘里

将令骄虏灭,岂独名王侍

既失大军援,遂婴穹庐耻

少小蒙汉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报,投躯未能死

引领望子卿,非君谁相理

这首诗主要是把李陵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刻画李陵的悲剧命运。诗人写李陵的出身名门、少年壮气、征战沙场,都写得飞扬壮大。而对于李陵的结局,又让人不能释怀。本为投躯报国之士,却成为背恩忘耻的罪人,他的深衷欲有报,除了苏武又有谁会相信？世间有甚于死者,莫过于背负一个千古不赦的恶名,与杀身成仁相比,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诗人对李陵且叹且怜,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然而诗人虽感叹却并不哀伤,依然以颂咏英雄为主调,读起来壮气十足,呈现出特有的盛唐气象

再来分析其夷门歌：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

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为赢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

亥为屠肆鼓刀人,赢乃夷门抱关者

非但慷慨献良谋,意气兼将身命酬

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这首诗吟咏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侯嬴和朱亥,主要突出一种豪侠意气。以12句共84个字,叙述了魏无忌信陵君与京城大梁夷门小吏侯嬴之间的故事。一方是信陵君真诚的礼贤下士,一方是侯嬴轻生命、重义气的高风相酬。在简洁的诗句里,形象地塑造了历史上这两位人物的高大形象,其中也寄托了诗人的义气豪情。参照前一首,可以看出王维咏史诗中激扬慷慨的现世情怀,与山水田园诗中宁静淡泊、万事不关心的诗人形象判若两人。这些咏史诗多创作于诗人较关心社会现实之前期,由此可以看到王维作为封建士大夫更为真实的一面

2.融入个性化的议论王维咏史诗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融入了更多的议论。诗人个性化的叙述,有时就是个性化的议论,比较典型的是西施咏：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

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

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罗衣

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

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

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其中既有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样精辟的议论语,又处处以叙为议,主体的情感态度蕴含在个性化的叙述之中。由于诗中议论的加强,真实体现了盛唐诗人对历史独立思考的自我意识

总之,王维咏史诗的艺术特色较为鲜明,叙事精要,气韵流转,而又具飞动之势。在王维诗中,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审美意义更为突出。对于他所吟咏的历史对象,王维有着深入亲切的体察。他要表现的不是历史人物的外在形迹,而是其个性、精神与内在的情感。因此他完全摒弃了初唐咏史诗叙、赞式的体例,不对人物事迹作直接的叙述,而是集中笔墨来突出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本质,在叙述中融入了更多的审美创造。如其夷门歌中对朱亥、侯嬴豪侠意气的刻画,西施咏中对西施娇骄之态的刻画,偶然作六首之四中对陶渊明任性天真的形象刻画,都形象生动,由外及内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印象深刻

孟浩然的咏史诗创作由于孟浩然多年隐居鹿门,故其咏史中多以汉末南郡襄阳人庞德公作为题材,在诗中对不肯屈就于刘表而愿意携妻子登山、采药的隐士抒发崇敬之情。题野人园庐题鹿门山登鹿门山怀古夜归鹿门歌等,都是在咏庞公中融入了诗人的志趣。如其登鹿门山怀古：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沙禽近初识,浦树遥莫辨。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岩潭多屈曲,舟楫屡回转。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金涧养芝术,石床卧苔藓。纷吾感耆旧,结揽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白云何时去,丹桂空偃蹇。探讨意未穷,回艇夕阳晚。一改悲慨古人、赋写沧桑的怀古模式,在清幽可人的山水描写之中,缅怀东汉一代名士庞德,表达了追步前贤的隐逸情怀。沁人心脾的山水美景与发人幽思的历史感怀有机地结合,展现出盛唐因地怀古诗的独特风貌

借历史人物以寄寓心志,是孟浩然一贯使用的手法。他写阮籍的嗜酒能啸和擅长弹琴,竹林七贤的相聚酣饮,俞伯牙、钟子期的寻觅知音,都是为了流露自身之狂傲。他在送别诗中时刻忘不了以陶潜的醉酒自比。尽管他有时说话非常洒脱,但真实的一面却是：林泉之隐并非可以一了百了,他在寻求一种不得解脱的解脱,而他在心里,却永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实体

四、边塞诗人的咏史诗创作盛唐边塞诗人参与咏史创作的主要有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等,他们在咏史诗的创作上各有侧重。王昌龄集中于歌咏宫殿苑囿的题材,有长信秋词五首,拟托汉代班婕妤史事,其浣纱女,托意于吴越史事西施和郑旦之事,寄寓了讽刺荒淫的主题。高适咏古诗侧重咏古代将相、豪侠、思想家和音乐家,组诗宋中十首,分咏梁孝王、刘邦、景公、孔子、庄子、宓子贱、春秋五霸。其中对宓子贱的吟咏,寄托了诗人治国安邦的人生理想,反映了他重视以仁爱治国、追求政风清简的政治愿望。高适还把咏叹主题集中于济苍生和安黎元方面,代表作三君咏歌颂了唐代三位功臣魏徵、郭元振和狄仁杰。以本朝人作为歌咏对象,可以算诗对张说的五君咏所创范例的承续。而边塞诗人岑参则立足于王朝更迭、君臣遇合、士子命运的描写

高适的咏史诗创作1.高适的生活经历与儒家思想高适是一位家境贫穷,长期困顿,拓略不拘,胸怀王霸大略,傲岸自负,气质慷慨的诗人。高适生平主要分前后两个阶段,50岁左右是这两段的分界。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颀说他：50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在这50年中又大致可分为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两个时期。在北上蓟门以前,他20岁曾赴长安求仕,失意而归。10年托身陇亩后,他为了寻求立功报国的机会,北上蓟门。在北上途中,他游于魏郡,睹物抒怀,写了借古抒怀的重要作品三君咏,以后转入浪游梁宋时期。这一时期直到天宝八年举有道科为止。这时期,他一面是渔樵孟渚野,另一面是做富贵人家的宾客,即本传所说以求丐取给。有时也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广交朋友,投诗于达官贵人,寻找仕进的机会。长期的困顿,使他苦闷悲愤,但用世之心未尝减退。他在咏史中写道：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通过借古抒怀,表达了自己对前途的自信

此后就转入诗人后一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两次入仕,这是高适个人历史变化的时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宝八载,他的诗才受到宋州刺史张九皋的赏识,奏其所制诗集于朝,荐举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适至此获得一个入仕机会,心情非常兴奋,炎炎三伏天,他10日就赶到了长安。中第后,被专权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只授他一个小小的封丘县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县尉的身份送兵出塞,到达清夷。安史之乱后,高适辅佐哥舒翰镇守潼关,战后,受萧宗嘉奖,官至封疆大吏,成为天宝时期的显达人物。由上可知,高适一生追其功名,向往儒家修齐治平,最终也是功成名就。由于他经历丰富,对社会认识较深刻,因此其咏史也多抒发怀抱和志向

2.借汉喻唐,以表达对边塞的忧虑和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志儒家入世思想是诗人的主导思想,高适的咏史诗,无论讥世刺时,还是抒发理想、感叹命运,都贯穿着干预现实和执著进取的人生精神。辟阳城咏叹汉高祖时辟阳侯审食其与吕后私通的丑闻。近人刘师培读全唐文发微一文认为讽杨妃之宠兼刺元宗之色荒,看来并不为过。刺君主昏庸之作,如登百丈峰其二,讲述晋武帝司马炎因封宗室而酿造成八王之乱,以及因除去州郡而造成五胡乱华之史事,所咏与同观陈十六史兴碑之西晋何披昌,五胡相唐突用意相同,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历史忧患感。诗中还讽刺晋惠帝司马衷因昏聩无能而导致诸王混战,以致四海鼎沸,生灵涂炭。诗人陈述史事,分析乱因,其目的在于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借鉴

高适在咏史中擅长借汉喻唐,以表达对边塞的忧虑和个人建功立业的大志。他侧重歌咏的是名将,如汉代霍去病、李广和卫青等；他所欣赏的侠客有朱亥和荆轲等,这与其性拓落,不拘小节,朔气纵横,壮心落落的个性和豪情相吻合。因此在作品中可见他所咏人物,或怜、或悲、或赞的不同感情,并形成了直举胸臆,气骨琅然,感赏之情,殆出常表的独有风格。有人评说他的诗近于左思,是很有道理的。但也应看到,高适的作品,比左思多了一份历史沧桑感,如他模仿张说而作的邺都引,以古城莽苍饶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二句发起,吟咏魏宫的荒芜和信陵君的宾客不再。诗中穿插了信陵宾客、侠客、行人,构成了意象的多层面特征。清人吴煊、胡棠唐贤三昧集笺注认为该诗开后人故迹凭吊诗之法门,从这点看,是左思等人所难企及的

岑参的咏史诗创作岑参是著名的边塞诗人,他的咏史作品也成就颇高,他的诗基本不见叙史痕迹,而代之以对古往今来世事沧桑陵替的深刻感慨。诗人往往以特定古迹作为载体,通过富有象征意味的物象来寄托主体的历史幽思,将同一场所的时空相叠合,构成整体组合式的审美时空。如其登古邺城：下马登邺域,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此诗显然比张说的邺城引意象化程度更高。全诗采用一系列古今结合的意象来组织时空,如像空城、东风、野火、飞云殿、望陵台、漳水、春色等。古今变迁、历史沧桑就记载在由这些意象构筑的境界中。城空尚有余殿,或令人想见昔日的繁华,而人去不可复知,可见生命之短暂。只有东风、流水、春色,年复一年,不改初衷。当年曾为繁华增色,如今只堪伴人惆怅。这些写景抒情的句子已远远超出对一时一事的感慨,进入到对历史本质的解读中,但这种解读是通过审美意象所支撑的时空结构来表现的,因此更属于诗意的解读、审美的解读。在岑参的诗作中,靠特定意象来结合古今、传达历史感悟的手法,已运用得相当普遍和纯熟,如扬雄草玄台司马相如琴台等,都将情与景、古与今结合得紧密而自然,表现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已上到一个新台阶。这对于咏史诗在艺术上的定型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盛唐时期的咏史诗,在封建社会少有的盛唐精神的感召下,表达了对国家盛世局面和君主丰功伟绩的激情颂扬,浓墨重彩地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豪情壮志,以及对君遇臣合的由衷向往。虽然诗人们也会怀才不遇,但并没有消沉颓靡的色彩,失意之中仍带有奋发的人生意气和时代精神。他们也会对社会问题给予揭露与批评,以沉着的理性态度探讨历史治乱成败。但目的却是怀着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的济世热忱,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入世精神。总之,此时期的咏史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题材开拓性,是在盛唐精神、气象影响下文人心态的全面反映,展现了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