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年11月4日  —1381年6月20日 ），初名寿  ，字景濂，号潜溪，别号龙门子、玄真遁叟等  ，汉族。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 

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年七十二。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

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 ，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思想

宋濂立像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而人所以能体认“天地之心”，则是因为“吾心”本具“太极”，它无大不包，无小不涵，因而能与天地之“太极”感应而“桴鼓”相应，所谓体认“天地之心”，原不过为发抒“吾心”本有的“天地之心”而已。六经的实质就是记录“吾心”所具之理，故六经与“心”同样具有绝对性，“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如形影不可分离。此种态度，反映了金华朱学重经史的传统。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陆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  其学说为元代开始的朱陆合流到明中期王学出现之间思想嬗变的环节之一。 

文学

一代文宗

宋濂

宋濂画像

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

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刘基赞其“当今文章第一”。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

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  ，文章中较多颂扬封建统治、宣传封建道德的内容。有些文章如《阅江楼记》，虽情景畅达，但颇为粉饰之辞所累。宋濂此类文章，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此外，宋濂因受佛、道影响，部分作品亦有消沉、感伤情绪。他的文名远播国外，洪武（1368年—1398年）年间，高丽、日本、安南等国使节曾出双倍价收购宋濂文集。

个人作品

宋濂著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诸子辩》、《龙门子凝道记》二十四篇、《潜溪内外集》三十卷、《銮坡集》二十五卷、《萝山吟稿》二卷、《浦阳人物记》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园集》四十五卷、《洪武圣政记》二卷、《朝京稿》五卷[3]  等。[28]  还著有《篇海类编》20卷，《洪武正韵》16卷。他曾主编《元史》210卷。除《洪武圣政记》一向单行及《元史》集体所撰外，其它作品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亦称《宋文宪公全集》或《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其中《送东阳马生序》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八年级下学期文言文单元。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史学

宋濂有史才，曾主持编纂《元史》210卷，王祎将其与司马迁相比[29]  ，四方学者称其为太史公。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掩盖了史学成就，据说他青年学习《春秋三传》时，就擅长记忆历史年代；成年后，也喜欢创作人物传记、行状墓志。他在《洪武圣政记》中，改变之前“以古为鉴”来劝谏君主的方法，创造了“以今为鉴”的劝谏方法，他是“以今为鉴”的“资鉴派”，《洪武圣政记》及他的另一部著作《浦阳人物记》，对于有明一代的史学颇有影响。但宋濂的史学只是他借以宣扬经学的工具，虽然从事历史著述却不想以此名世，宋濂的在《元史》中的创作也不能与其散文、寓言等作品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