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月霞回忆录） 我出生在鸽尾礁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家里5口人，仅3分土地，父亲替人捕鱼，收入甚微。当时的洞头岛，是国民党部队、渔霸、土匪唱戏的地盘。今天是0712部队，明天是3319部队，他们残酷地剥削洞头人民，渔民出海要过“三关”；牌照关、海匪关和风浪关，人民生活真是水深火热。

10岁那年，父亲只身一人前往坎门，被人雇去打鱼，除了个人生活外，挣一点少得可怜的工钱。那时家里确实是揭不开锅了，母亲望着我们几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姐妹，对我说：“孩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到教场(坎门)去找你爸，要一点钱回来。”我点了点头，搭上一只用桨划的小舢板，在海上颠了好几个小时，来到坎门。原以为找到阿爸后会吃上一顿饱饭。谁知阿爸双手抱着头，蹲在那里，黑瘦的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

“儿啊，对不住你们，那几个钱让我输光了。”原来，一些人见阿爸想钱心切，便联起手，唆使阿爸参加赌博。想钱想得眼红的阿爸经不起诱惑，最后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输光了。真是雪上加霜！

我和可爸回到家里，灶台冷冰冰，小小草房也空荡荡的，全家人在一起，谁都不说话，只听到父母的一声声叹气……

生活更加艰难，我只好带着弟妹上山挖胡葱，到海滩上拾些烂鱼虾，有一餐没一顿地帮助家里过日子。父亲此时给同村的一位渔主打鱼，在海上被国民党兵抓住毒打，回来后不久引起中风，两年后死了，撒手丢下一个苦难的家庭。

1951年，我14岁。由于父亲卧病在床，家庭失去了主要支柱，母亲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含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孩子，不是娘狠心，实在没办法……”其实，几天前我就知道这个消息，母亲要把我嫁出去，只是我不敢相信是真的，这句话终于由母亲亲口说出来了。望着床上的父亲，望着泪人一样的母亲，我想难道这是唯一的出路?这苦难的岁月何时是个尽头?

终于，我还是做了“新娘”。他，我的丈夫，比我大14岁，而我，此时仅14岁。我整整哭了三个晚上，为自己，为这个家，更为这个苦难的岁月! 嫁到桐桥后，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件是有个从温州回来的人说起在温州的见闻，把刚解放的温州讲得很生动，我就是从这些话语中知道解放军的；另一件是有两个国民党兵

假装解放军，送给一位村民两个银元，第二天，一队国民党兵搜查了他家，搜出这两个银元。一口咬定村中藏有解放军，如果不把解放军交出来，全村必须每户交20斤柴火。这明明是敲竹杠啊!一件是听到的，一件是看到的，这么一对比，我的心里就巴不得解放大军早点开过来，解放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洞头人。

1952年1月15日，解放洞头的第3次战斗打响了。清晨4点多钟，天还没亮，激烈的枪声把熟睡的人们吵醒。然而，谁也不敢打开门，只是躲在可以躲人的地方，生怕出意外，这时，一班国民党兵撞进了我家。

“快！烧点水给我们喝!”他们用命令的口气对着我说。

水还没烧开，这些兵就慌里慌张地撤走了。一会儿，外面又冲来一队兵，右臂上都扎着红带子，这是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他们来到我家，喝了我烧的水。这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冲出大门，叫喊着：

“解放军来啦!解放军来啦!”

门缝里探出一个个脑袋，继而，家家户户都开了门，男女老少走了出来。此时，天已亮了，晨风吹过来不仅不冷，反而让人觉得精神很爽快。

国民党兵全部退守在棺材岙，他们砍光了山上的松树，拆掉了通向棺材岙的唯一通道：一条丈余长的木桥，在桥头修筑了暗堡，作最后垂死的顽抗。

总攻开始了，棺材岙孤岛上有一百多名居民，解放军担心老百姓受累，没有使用重炮，只是用轻武器强攻。

一个班冲上去，倒下了……

又一个班冲上去，无一生还……

仗一直打了3天3夜，一个营的解放军战士，大都牺牲在棺材岙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海面……

我们一直在为部队烧开水，水烧好了，不能用肩挑，只能用双手提，猫着腰送到前线。我们送去的是水，背回来的却是解放军战士的身尸!平地上，一排一排的解放军战士，刚才还是生龙活虎的，过了一会却静静地躺在白布下面，大爷大娘们一边哭一边替他们擦去身上的血迹……

人民解放军又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终于，除了一小部份残匪从海上逃窜外，其余守敌击毙的击毙、投降的投降。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观潮山，洞头人民又重见天日，人们奔走相告：“解放了!” 1953年，北沙成立了武装工作队，在他们的帮助下，各村相继建立了青年团、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刚一解放，社会治安较乱，大家的警惕性也较高，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陌生行人。在青年团的组织下，村民们掀起了一股为部队做好事的热潮。当时的北沙，没有公路，不能通汽车，部队的给养、弹药等军需物资全部靠船从海上运入，船只能停泊在大王殿村的岙口。从大王殿岙口到部队驻地桐桥，是一段山路。每当部队运物资的船一到，群众就自发集中起来，成群结队地去为部队搬运物资。山路上，人流像一条长龙，谁也不计较担重路远。大家的心都想到一块了：解放军为解放洞头，牺牲了那么多可爱的战士，我们为部队做点事是应该的。

接着，部队开始了国防施工，群众自发地分成两组：一组是以妇女为主体，帮助部队做后勤工作；一组是以男人为主力，参加国防施工，开山筑路，挖战壕，修坑道。部队用的是风钻，老百姓用不来这家伙，就手提肩扛，帮助排渣。军民关系一开始就出现鱼水般的融洽。

1955年，北沙乡人武部成立。在人武部和部队的发动组织下，民兵队伍建立了，全乡一个连，桐桥村设一个排，其中就有一些女民兵。民兵们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对人民子弟兵的爱，全部表现在高涨的工作热情中。我首先想到的是，部队施工紧张，后方必须有人。于是，我带着几个女民兵帮助部队洗衣服、种地、养猪，有时也参加国防施工。一开始，部队战士不肯把脏衣服拿出来，他们总是把脏衣服、被子藏起来。女民兵等部队一出工，就争先恐后地跑进营房，把战士们的脏衣服、被子找出来洗，晾干后又整整齐齐地折好，然后又风风火火地去找别的事干。心里总觉得，能为战士们做点事，是莫大的光荣，不怕做事情，只怕没事做。自从民兵组织成立以后，军民便成了一家人，以“联心、联训、联防、联欢”为中心，军民联防工作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1958年，人民公社化。在东沙村，有l0个妇女组织起“海带十姐妹”班，生产、训练都是能手。当她们知道部队养殖海带缺少棕绳时，便发动了一大批妇女，剪下了头发，送给部队结成绳子，供部队养海带夹苗。这一举动，感动了部队战士，也感动了所有民兵，军民中的好人好事举不胜举。这一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的号召，每个村都成立了民兵连。女子民兵单独成立了一个排，“海带十姐妹”被编入了这个排，我任排长。由于“海带十姐妹”的加入，女民兵的力量加强了，联防、联训、联欢工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家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所有力量花在了这项工作上。

1959年5月上旬，驻防在元角乡的部队十五连奉命前往虎头屿孤岛打坑道，这一去就是20多天。有一天，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孤岛上部队战士已经断水几天了!听到这个消息，从部队到地方，从解放军指战员到民兵，个个都非常焦急。此时，海面上连续刮了好几天的大风，交通已经中断，怎么办?部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当机立断，带着几个男、女民兵，驾着小舢板，迎着七级风浪，载着一桶桶淡水，驶向虎头屿。虎头屿是无人居住的荒岛，山势陡峭，连一条路也没有，人在山脊上只能匐匍而行，山脚下是汹涌的海浪，浪撞击在礁石上，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如果不小心滚下山去，后果不堪想象。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把一桶桶淡水送到山上，支援了部队的国防施工。在这过程中，女民兵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勇气和毅力，赢得了大家的高度赞扬。 1960年4月23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洞头工委的唐升銮书记和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并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广

场接见了全体代表。当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走过代表们的面前时，人们沸腾了，我和大家一样激动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作为民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并不多，我是其中之一，面对上万人的会场，我讲了洞头人民，讲了洞头民兵，讲了洞头的军民联防……

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我们，这已经是很幸福了，可是有人还不满足，提出来要和毛主席照像。原以为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谁知毛主席竟高兴地答应了!那一天，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怀仁堂等待毛主席的到来，大家都不敢大声说话。这时，罗瑞卿大将来了，说：“毛主席有事耽搁了，明天和大家照像。”第二天，1960年4月26日，毛主席来了，神采奕奕地坐在代表中间，我被排在第一排，即与毛主席同排，只见毛主席侧过头，笑着对我说：“我到你那儿当个民兵要不要哇?”浓浓的湖南口音那么亲切!毛主席要到我们民兵排当民兵!这时，我已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鼓掌……

这次接见，共有16名民兵代表，其中浙江省是李国福和我。这一夜我激动得一整夜没睡觉。当我们从怀仁堂出来的时候，一大群记者围了上来，要我谈谈感受。感受确实很多，我是一个不懂事的渔家女，是解放军救我跳出火坑，是共产党给我新的生命，是社会主义指明我的生活道路。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就没有我汪月霞的今天；我所做的一切，只为了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却受到这样的殊荣，参加了全国的民兵代表大会，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同毛主席照了像，并接受了毛主席赠送的我国第一批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怎么叫我不激动呢!所有这些，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对我今后工作的鞭策，我只有加倍努力，才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才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人民解放军。 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在北京过完国际劳动节，我便顺道去了一趟南京，向南京军区提出建立女子连的打算，军区首长一致赞同我的建议。回到洞头后，我马上开始了组建女子民兵连的工作。l960年的6月，“北沙女子民兵连”(后改称“洞头女子民兵连”)成立。女子连以原来的女子民兵排为基础，扩充了东沙的“红旗十姐妹”、鸽尾礁的“七姐妹生产班”和陈玉兰为队长的“三八东风生产队”。我任连长，北沙小学的教师梁爱菊为政治指导员。一个月后，由陈玉兰接任指导员。

女子连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很多人反对女子参加民兵，特别是她们的家人，认为和部队混在一起会被人说闲话，整天泥里来土里去不成体统。我们分别做思想工作，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部队还用忆苦思甜的方法对群众进行教育。汪葡萄，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姑娘，参加女子连的积极性很高，但她的母亲不同意，只好悄悄跟着女子连训练、演出。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她母亲终于答应了。汪葡萄在民兵连表现很好，不久就提为排长，成为特等射手。郑玉香的母亲，颠着一双小脚．很是反对女儿参加民兵。我们不厌其烦地家访了好几次，最后她说：“毛主席都这么支持民兵，就让她去吧!”接着，又亲自动员儿媳妇也参加女子连……

1962年，北沙公社划成两个联防区：六连联防区和八二炮连联防区。六连联防区下辖4个大队：桐桥、柴岙、大王殿和鸽尾礁，女子连也相应地整编为4个排ll个班。六连联防区内大大小小有12个山岙。那时，蒋介石反攻大陆叫得很狂，常常派遣特务到大陆捣乱，海上的反共宣传品也很常见。女子连的全体战士咬破指头，写了血书，要求单独拨给女子连一个阵地。阵地在柴岙村，一守就是18个昼夜。有的女民兵把孩子带在身边，坚守阵地。女民兵的口号是：“男人打冷气，女人要争气!”

从此，女民兵们以超人的毅力进行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又是生产，又是训练，又是国防施工，又是文艺演出，又是政治学习，又是夜校扫盲……

1964年4月，阿尔巴尼亚国家主席谢胡来我国访问，住在杭州，指定要观看民兵表演。省军区派了一辆车来接我，一到杭州，就参加了射击表演。表演的项目有精度射，空中汽球，

平地彩碟，固定速射，移动速射，对抗赛等。我参加了所有项目的表演，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位阿尔巴尼亚的首脑人物高兴得不得了，走下观看台，热烈地和我拥抱起来。他看着我身上穿的花衣服，很不解地问：“你们民兵怎么穿这种衣服?”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不穿这衣服穿什么?不要说衣服，就连平时的训练，我们都是纯义务的，没有丝毫的报酬!在我们女子连每个战士心中，无私奉献是精神支柱，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支柱，女子连才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民兵，和女子连一起走过了艰难而光荣的40年历程!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洞头也动起来了。桐桥村的张孚长串联了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取名“东海舰队”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了钢刀、炸药，并偷走了六连指挥排的一支手枪。他们的计划是：第一步利用放电影的机会爆炸六连，第二步抢武器，第三步劫持我，然后下海投敌。由于手枪被盗，引起部队和民兵的高度重视，大家在加强破案力度的同时，又加强了对我的保护措施。近一个月的时间，女子连的民兵，特别是部队的瑞安籍战士周焕佑，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守护着我，一个个累得快趴下了，没松一口气。我心里清楚：他们守护的不仅仅是我，而是女子连这面红旗。

1966年冬，我参加了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会。会上，王兰英作《白天举红旗，晚上举白旗》的发言。我的发言是《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这两篇发言稿发表在《东海民兵》杂志上，之后，我便被卷进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

1967年，“全国一片红”的日子。在南萍、熊应堂的催促下，我从南京回到洞头，厄运开始降临头上。我被剪去头发，脱去鞋，挂上牌，游街示众。那天晚上，被关在公安局，突然有个人从外面冲了进来，用力揪住我的胸口，大叫一声：“××子，今天总算抓到你了!”接着一推，我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当场休克，两个脚指甲整片揭起，血流了一地，被群众抬回桐桥老家。第二天，“文攻武卫”的人坐着卡车来抓我，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保护我。“文攻武卫”的人返回北岙，带上枪枝，竟然向群众鸣枪示威!我又被带去批斗，继续挨打，受折磨，我只好喊“毛主席万岁!”以此来减轻皮肉之苦。

在县城北岙的大操场，我的母亲扶着我，陪同批斗……

在东岙顶村示众，以惩罚我来向东岙顶的民兵告警……

在洞头村，逼我赤脚站在滚烫的自来水管上，被太阳晒着，说是“向毛主席请罪”……

我被用担架抬回桐桥，一部分人仍不放过，又连夜批王·我躺在担架上，有气无力……

女子连也受到了连累，“文攻武卫”的那些人多次找指导员陈玉兰谈话，要她带一些女民兵反对我。被拒绝后，他们便说：“汪月霞是大妖精，女子连的人是小妖精，”并成立了一个“捉妖战斗队”，与女子连作对。一些支持女子连的群众也组成了“扑不灭战斗队”，与“捉妖战斗队”相抗衡。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女子连虽然因为我而受到一些冲击，但大家始终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女子连的口号是：“不准一个人参加任何派别，紧跟驻军六连，六连怎么走，女子连就怎么做!”这期间，与部队的联防工作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陈玉兰等几个骨干领导，挺直脊梁，主持着女子连的工作。

1971年，林彪事件后，全国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为了这个代表名额，引起了很多争议，一些人仅打电报向上级反映意见的电报费就用了一千多元!

之后，我挂名为洞头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具体还是抓女子连的工作。

此时的女子连，为了巩固组织、稳定人员，开始创办工厂，由副指导员王爱玉负责。尽管由于诸多原因，女子连办厂屡办力屡败，屡败屡办，但是女子连仍然像一座摧不垮的铜墙铁壁!女民兵们仍然紧紧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1974年末到1975年初，洞头再次发生武斗，驻岛6415部队也介入了。之后，部队被调防江苏宿迁，与女子连携手并肩战斗了近20年的军民联防模范连——六连，也随之调防。

女子连少了最有力的关心者、支持者和栽培者，但女子连这面红旗并没有倒下，我们和新接防的83245部队一起，重新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军民联防工作…… 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选为主席团成员。会上，我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我，李先念同志同我合影留念。接着出席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我是女子连的挂名连长，接班的是许玉莲，这位年仅20岁的姑娘，两年后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1978年8月，省军区召开民兵代表大会，我在大会上作了重机枪、轻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苏式步枪5种武器连续射击表演。表演一结束，我被省委组织部领导叫去谈话。之后，我出任洞头县县委书记。接着，提名为省委常委，连续两届(六、七届)担任省委委员。

1982年，我不再挂名女子连连长。

1983年，我当选为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4年，女子连作了较大的整组，一批老队员离队，女子连的红旗传到了新一代人的手中。连长陈冬香，1975年游泳训练时曾以惊人的毅力游完一万两千米，被誉为“东海小炮艇”；指导员王翠香，一名响当当的神枪手，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军英模代表大会。后来王指导员与连长杨海英搭档，5年间连队20次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次次夺魁；16次为上级机关首长作军事汇报表演，总评成绩都达到了优秀。女子连的姑娘们，在军民联防中当尖兵，在抢险救灾中打头阵，在勤劳致富中做模范，在传播文明新风中当宣传队……

看着茁壮成长的新一代，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女子连后继有人，女子连这面红旗永远不会倒下!从创建开始，女子连几经风雨，走过了40年的历程。同时，凭着一份真诚和执著，也创造了40年的辉煌：1960年10月，国防部为女子连一排记集体二等功；l965年12月，连队被省人民委员会、省军区记集体一等功；l978年9月，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授予女子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荣誉称号；1982年和l983年，连续两次被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先后8次被南京军区、省军区评为“民兵工作先进单位”……一系列的荣誉来自女民兵连几代人不懈的奋斗!女子连这面红旗之所以永不褪色，在于40年来l800多名战士血汗在上面闪光，在于党和政府及人民军队经常为她染色。

2000年4月8日，我在省城杭州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和南京军区政委方祖岐上将及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柴松岳、省军区政委贺家弼少将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迟副主席对女子连40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新一代“海霞”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先锋连的旗帜举下去，把“海霞”精神传下去。

如今，我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飒爽英姿的女民兵转眼间成了老太婆。我退休不退志，要在有限之年继续为女子连这面战旗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