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传达出和我们喜闻乐见的「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完全相反的一种态度。 不过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由这句话衍生出来的「 ”八议”，一直是在封建王朝中实行的，直到清末民初的进步思想家将西方法制思想传入中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才在中国第一次被规定在宪法中。 何为「 ”八议”？ 「 ”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人犯罪，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决。这八种人是：议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也就是说，封建王朝的「 ”刑”可不止不上大夫，这八种人都是司法机关无法直接问审的。从春秋起到清末，都是如此，贵族和高层的特权一直存在，下层老百姓都觉得没有尊卑和特权反而不正常了，不但不痛恨这些特权阶层，反而充满了羡慕。 所以鲁迅先生说中国五千年历史，写得满满的都是吃人。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语。只是老百姓们习以为常，摆脱不了奴性思维罢了。 不过「 ”刑不上大夫”这句话本意却非如此，是被有目的曲解了。 我们今天自由民主，和谐昌盛，自然要结合原文上下文重新来理解。解释句子，不看上下文，都是耍流氓。 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 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人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礼不下庶人 什么是「 ”国君抚式”？「 ”式”通「 ”轼”，就是车厢前面横着的扶手。国君为什么要抚摸车厢前面的扶手？因为他路遇了大夫，而出于礼节，就像我们今天的领导看见下属，会挥挥手打个招呼。这是《礼记》，记的就是各种礼节。而「 ”大夫下之”呢，出于尊卑，领导给你打招呼，你该如何回礼？大夫就得下车，表示对国君的尊重。 所以这几句话实际上是指：国君遇到大夫，国君抚式，大夫下车。而大夫遇到士人，大夫抚式，士人则下车。这是明确阶层尊卑的礼节。 至于国君或士大夫路遇「 ”庶人”（老百姓），那就不必有上述礼节。此之谓「 ”礼不下庶人”。这才是这半句话的正确理解。 清代张廷玉给玄烨讲课的时候说：「 ”至于庶人，有事则假士礼以行之”，意思是没事儿的话就各行其道，如果有事相求，那对庶人也要行礼。 刑不上大夫 说完礼节，再说「 ”刑”。 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按照孔子的理想设置，国君任贤选能，如果大夫出现了犯法的事，说明这个人道德不行，进一步说明这是国君选人的过错。所以，大夫必然是选出来的道德典范。而道德高尚的人，是无须用「 ”刑”来控制的。 只要做官的是好人，那还要对大夫用什么刑？所以，「 ”刑不上大夫”并非说「 ”不应该对士大夫动用刑法”，而是说在理想状态下，是用不着对士大夫动用刑法的。 「 ”刑人不在君侧”则是说明如何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即「 ”有前科的人不能任命官职”。这和咱们今天进行公务员政审是一个意思，从源头上严格审核，打击需要上刑的苗头。 《礼记》成于西汉，涉及到的众多关于「 ”礼”的说法，仅仅是儒家的一种思想观念。 实际上有史以来，对士大夫的用刑从未缺失，该杀的杀，该剐的剐，该流放的流放，五马分尸都时常发生。 先秦儒家治国的理念，是以礼为先的。但经过战国时期法家的蓬勃发展，到了汉代，儒家也不得不承认法家的作用，于是儒家开始出现法家化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对「 ”成文法”的接纳。 这种思想交融的直接结果是，当时的儒法两家相互妥协，形成了「 ”礼”约束高层、「 ”法”治理民众的共识。礼法是防患于未然，刑法是其然后的措施。 到了后来，「 ”礼不下庶人”和「 ”刑不上大夫”两句话就被单独拿了出来，合成一句话，并进行了曲解，成为「 ”不以礼仪过度要求普通民众”，而「 ”对士大夫犯法要宽以相待”，即前面提过的「 ”八议”。 后来还引申出来一种意思，意思是受刑是士大夫的一种耻辱。一旦被调查、被质疑、被刑法处罚，不如自己自裁来得有骨气。「 ”士可杀不可辱”，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几千年来法律观念的变化，让这句话产生不同引申的意思，其实都没有错。因为时代是在变化的，我们对自身的权利要求也是产生变化的，对特权阶层的反对也从被迫接受到义愤填膺。 这当然是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