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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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飞机离开上海，前往北京。随行的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委员会议？不像，因为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别的什么会议？也不像，因为去开会带个小包就行了，这一次他带着箱子。

　下了飞机，轿车直抵北京钓鱼台九号楼。从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进了二楼的侧楼。

　九号楼二楼，住着两位“大人物”：一上楼梯，那里住的是姚文元。往里，则住着张春桥。

　从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张春桥、姚文元的邻居。九号楼二楼，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二、三把手的大本营。

　最初，就连王洪文自己也闹不清楚调他进京干什么。当时，张春桥给他挂长途电话，据说是来北京学习。学习什么？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对那种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表很不习惯。无奈何，张春桥、姚文元是那样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进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点起床，而是下午三四点钟起床。起来后，看看文件。吃过晚饭，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从午夜起开始办公，处理文件。直到清晨，吃过早饭，拉上灯芯绒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阳光，开始睡觉。

　这是毛泽东的工作习惯。张春桥、姚文元不得不与毛泽东“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随之“同步”。这种类似于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时间表，使初来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惫不堪，不住地抽烟。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你来我往，热热闹闹。进入钓鱼台，王洪文如同变成了垂钓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静气：“中央*”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烫着金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文集。这些都是他来京学习的课本。

　一是读书，二是开会。七机部的会议，关于河南的会议，关于湖南的会议……一个一个的会，要他去参加。他只是一个列席者而已。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坐在那里旁听，如此而已。这种“旁听生”生活，也是他来京学习的项目。各种各样的会场，成了王洪文的“课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调来北京究竟干什么。实在闷得慌，他只好给马天水挂长途电话，听听上海消息。自从他离开上海之后，张春桥指定由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驾马车”，只是由“王、徐、马”变成了“马、徐、王”。如今的那个“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王洪文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邻居——张春桥，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视着他。

　张春桥只是对王洪文说，中央调他来京是让他来学习。至于学习的时间多长，为什么来京学习，张春桥都没有明说。

　张春桥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陈伯达的下台，使排在张春桥之前的两个名字勾销了，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为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

　林彪是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来了个“嘴啃泥”之后，副主席空缺了。

　张春桥的眼睛，盯着那空了的位子。特别是毛泽东下令筹备中共十大之后，张春桥以为机会来了，正在谋算着怎样才能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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