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诗歌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凡是好诗，不论新旧，都是经久难忘的。只要是经久难忘的诗，大体都是名篇佳作。当然，一首诗为少数几个人经久难忘，可能还夹某些偏爱的因素；但是为大多数人经久难忘，就表明那首诗的生命力的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就是一首能使大家经久难忘的好诗。这首写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是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而作。感从何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一方面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已被人民推翻，另一面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各色人等还不免带着旧社会的阶级和思想烙印。鲁迅式的“有的人”固然很多，而处于对立面的“有的人”却也不少。诗人面对现实，回忆鲁迅生前和逝世以来的社会状况，有感而作此诗。此诗不仅反映了生活真实，也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是一首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抒情诗。
诗的第一节指出当今之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人“虽生如死”，另一种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的人，自然是指当时被纪念的鲁迅，是对“永垂不朽”的鲁迅的歌颂；但是，作为典型形象看，也不是单指鲁迅，同时还暗示着与鲁迅品质相同的许多人。至于作为对立面的“虽生如死”的人，当然指坏人。这节四行诗，两句话，是全诗的总帽，统帅全篇，虽通俗易懂，但容量很大，概括力极强，耐人寻味，今人猛省！
接着三节（即诗的第二、三、四节），把“虽生如死”的人和“虽死犹生”的人从三个方面作了对比：比形象、比思想、比情操。从形象看，“骑在人民头上”的人，虽然昂首挺腰，自诩“伟大”，实际上是藐小的：而“给人民当牛马”的人，尽管俯下身子，毫不显眼，却是伟大的。这四行诗，是从鲁迅《自嘲》一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生发出来的。诗人发展了鲁迅的思想和诗意，形象的对立性更加突出、鲜明。再从思想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总是想“不朽”，“要把名刻入石头”，为自己树碑立传。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却情愿充当无名的野草。它们憎恶把野草当作装饰品的“地面”，时刻等待地下的火山喷薄而出，烧尽“地面”上的野草、乔木，直到“无可朽腐”，大家同归于尽。这一节是根据鲁迅《野草·题辞》中的“我自爱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至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几句话写成。写《野草》和《野草·题辞》时的鲁迅，正处于思想“彷徨”时期，他曾经坦率承认他当时还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但他对于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却是痛恨，不共戴天的，因而表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彻底牺牲精神。最后从情操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是十分卑鄙、丑恶的。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情操是非常崇高、美好的。
诗的第二、三、四等三节是紧接诗的第一节进行构思的。诗人不是为了歌颂鲁迅而歌颂鲁迅，而是在歌颂鲁迅的同时，也歌颂与鲁迅品质相同的人，而且谴责那些自吹自擂比人民群众“伟大”，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让别人活下去的人。这样一个对照，比单纯诓歌鲁迅更加显示出诗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三节（第五、六、七节）诗，诗人抓住头一节诗所说的两种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他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下场，也就是指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前途。这三节诗是二、三、四等三节诗的逻辑发展。第五节诗仍然从对立的形象着眼。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自诩“伟大”的人终归被人民所推翻，从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了下来，不仅藐小，而且将从地球上消失；至于那些“给人民作牛马”的人，却被人民永远缅怀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第六节则是写出两种不同的主观思想得到两种不同的客观效果：那些想为自己树碑传的人，他们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那些“情愿作野草”的人，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一年一度地生长，他们也一年一度地永远为人民所怀念。鲁迅是如此，和鲁迅品质相同的人也是如此。最后一节写出不同的情操，不同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班“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人，只要时候一到，他们的下场就会让大家看到。至于那些“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人民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代表。
诗的主题一向认为是对鲁迅的的崇高品质的歌颂或赞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通过认真的分析、深入的理解，仅仅说是歌颂鲁迅，还是不够的。不少分析者其所以说诗的主题只是歌颂鲁迅，可能是忽略了题目下面的副标题“纪念鲁迅有感”，忽略诗的末尾“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也忽略了诗句“有的人”。作者写作此诗既不是当年十月十九日纪记鲁迅的即席之作，而是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之后有感而作。如果专为鲁迅而作，上述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者明明说是“纪念鲁迅有感”每一节又不点明鲁迅，而是以“有的人”开端，自然就不单是诓歌鲁迅。因此，这首诗实际上是通过纪念鲁迅，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只有这样认识主题，才能概括诗的整个内容，挖掘诗的广度与深度。这是诗人的美学理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不论诗人自己是否察觉到这一点。他所塑造的对立形象却流露了这一点。诗人在对两种人的对照中，始终只是暗示鲁迅，而不点明鲁迅，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是说这首诗歌颂了鲁迅，就大大缩小了诗的容量—一它的广度与深度。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看似平常，却也奇特。诗人既然是“有感”而作，就从“美感”出发。但是，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诗人并不贴标签，也不喊口号，只从对人世间两种的深刻感受出发，运用通俗、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一般人对这首诗的分析，都说诗人运用了对照或对比的艺术技巧，这当然也说得不错。的确，诗的每一节都用了对比，把真的、美的、好的、和假的、丑的、坏的作了对比。但是，诗人的这种对比，并不限于某一节诗，而是贯穿整体，诗人是用“铺陈”的方法来安排对比的。所谓“铺陈”就是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有的人》的作者正是为了“铺陈善恶”而运用对比的。诗人铺陈了三种对比：第一种对比即第一节的总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对比，它统摄全诗。第二种对比，主要是比形象，比形象的斗争的过程。第三种对比主要是比下场，比两种形象在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激荡下的不同结果。诗人正是把这样三种对比铺陈开来，成为一首既整齐又错综的抒情诗。（本文节录自吴奔星《真美善与假丑恶的强烈对比—一略说臧克家的（有的人）》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