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唱得却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识记五线谱、简谱和工尺谱的经验之谈，以供参考。

　三学五线谱

　不会五线谱固然是个遗憾，所以我也试着学过几次。第一次是在“”后期，看到一本《怎样识简谱》。在那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我如获至宝，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不久我就把简谱基本学会了。我正在高兴时，却听别人说，简谱是小儿科，五线谱才上档次。好在不久又看到了一本《怎样识五线谱》，马上又学了起来。可这次却是看了几遍也不得要领。比如这#(升号)和b(降号), 简谱中只是偶尔出现。它们一出现，我就经常唱不准。而它们在五线谱中往往会成堆地出现，这有必要吗?

　当年曾有一位造反派写了一篇提倡用六线谱文章。大致是说这五线谱是资产阶级编造的，不合理，是故弄玄虚，目的是要剥夺广大工农兵掌握音乐的机会。六线谱可以把包括所有半音的十二个音阶简洁地表达出来，不再需要升降号。我在当时大有同感。现在看来，即便他没有恶意，恐怕也是一个和我类似的机械脑袋，缺少一点艺术细胞。这六线谱看似合理，却未必合情，或者说不利于感情的表达。音乐是表达情感的，一旦缺了情，还能有生命力吗?但那是我过了不惑之年才有的感受，当年才十几岁的我，还没有体会到。

　我正在迷茫之中，传来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自知没有多少音乐细胞的我，一头钻进了数理化，把学五线谱搁置一旁了。这一搁，就是十几年。

　第二次学五线谱已是到德国有些年头了。那年给孩子买了台儿童电子琴，随琴带来不少儿童歌曲的五线谱。孩子对琴并不太感兴趣，白天练一会儿，晚上就归我了。对着黑白相间的琴键，和那在十几年前让我不得要领的五线谱，我恍然大悟。原来这谱上不带升降号的，对应的是白键。而带升降号的，则是黑键。这五线谱学琴时用起来还真方便。于是赶紧到图书馆借了几本学习五线谱的书，第二次学了起来。这次倒是把五线谱从理论上基本学会了。但那年头我虽然已过了而立之年，自己觉得还没真正“立”起来。整天忙着学习，工作和家务，没能坚持跟着孩子一起学琴。所以是光学不练，远远没有达到看着五线谱就能唱歌这一步。倒是我太太通过多年来监督孩子练琴，渐渐掌握了五禅棚塌线谱。为她后来参加公司里的合唱团打下了基础。

　第三次学五线谱和第二次又相隔了十几年，我已经有幸加入了第二个在德国的华人合唱团。团里一位年轻的80后指挥提出在排练的同时还要教会我们五线谱。这个消息使我忧喜参半。喜的是我终于又有了一次学五线谱的机会，而且这次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忧的是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学五线谱就像学语言，要多练才能熟而生巧。而我年轻时就不喜欢要多练的东西，现在更是前练后忘。但我还是挺愿意学的，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

　这位指挥在第一次教时先画了一个小圆圈(全音符)，问我们这个音有多长。然后告诉我们这个音的长度本身不固定，具体长度由指挥来定。但贺圆它相对于其它音符(比如二分音符，四分音符等)的长度是确定的。这番话突然让我想到简谱也有比五线谱好的地方。类比起来，简谱的1的音高是不固定的。即使谱上写了1=G，指挥还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把它适当地升高或降低一些。比如在我们高音唱不上去时把它降为1=F。但1和其它的音如2，3,4等的相对音高是固定的。如果指挥临时把1=G改为1=F，我们这些用简谱，又对音高不很敏感的人，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变化。而用五线谱的钢琴伴奏，就会有较大的变化，因为五线谱的音符的音高是固定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音符都要移位，升降号也要增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没受过专业训练的钢琴伴奏，一旦遇到指挥临时变调，很容易出错的原因。

　不久，这和铅位指挥因为转学去了另一个城市。我第三次学五线谱又半途而废了。看来我这辈子五线谱是学不成啦。但受那位指挥启发而产生的这番想法，引起了我对简谱作进一步的了解及把它和五线谱作一些比较的愿望。

　简谱的形成和流传

　很多人以为简谱是中国的东西，其实它起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但直到它在二十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后，才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它也被德国人称作“中国数字谱”(chinesische Ziffernnotation)。这倒有点像中国的法国梧桐。 法国梧桐并非原生于法国的树种。法国人把它从国外引入后，种植在路旁作为行道树，后来又把它搬进了上海的法租界。于是中国人称它为法国梧桐。由此看来起源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谁把它普及推广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简谱墙外开花墙内香呢。不对，原句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身在德国多年，但一说中文，总说中国是国内，而欧洲永远是国外，改不了啦。言归正传，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简谱是哪些人创造的。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天主教神父Souhaitty在指导信徒唱赞美诗时，感受到五线谱教学的困难，就想要创造一种更便捷的办法。于是他用阿拉伯数字1234567来表达Do Re Mi Fa So La Si ，并在1665年和1679年，分别发表了《学习音乐的新方法》及《用数字谱唱宗教歌曲的实验》两篇论文，不过当时没有受到音乐家们的重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哲学家，也是颇有贡献的音乐教育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识到了“全民音乐”的重要性，于一七四二年在法兰西科学院作的论文报告中，大力呼吁数字简谱的优点。但他的“业余”身份，却遭到音乐学院保守教授们的讽刺。

　经过多年之后，数字简谱在数学教师P.Galin(1786─1821)和医生A.Paris(1798─1866)的整理之下，渐渐受到重视。到了十九世纪，音乐教育家E.J. Cheve(1804─1864)将简谱再加以改进，终于得到了法国政府教育机构的正式认可，被称为Galin-Paris-Cheve记谱法，简称Cheve记谱法，俗称“数字简谱”或“简谱”。这时简谱已经完备，成为当时正统的音乐工具之一。后来简谱又从欧洲传到日本。

　二十世纪初，简谱通过留日学生沈心工，李叔同等传到中国。沈心工(1870-1947)是开创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先河的启蒙音乐家，由他作曲的《黄河》(杨度作词)在1992年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第一首歌。李叔同(1880-1942)，法号弘一法师，是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和佛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大师。他是在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李叔同在准备剃度出家时创作的歌曲《送别》，将自己用古典诗词体裁写的词，填入到美国的曲调中。既是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又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范。也是我在华人合唱团学会唱的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由此可见，简谱源于法国，那些对它做出重大贡献的法国人，除了最后一个Cheve，其他都不是专业音乐工作者。Cheve的专业身份使简谱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但在西方音乐界还是没能被广泛采用。我家中有本杜登(Duden)的《音乐小百科》，居然没有对简谱作介绍。

　在中国，推广简谱的沈心工，李叔同等人

　，是二十世纪初“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在学堂乐歌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批音乐教育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简谱在中国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简谱在中国不仅被用于歌曲，而且也受到了通常保守的民族乐器薪传们的欢迎。这是因为简谱和中国传统的工尺谱有不少相似之处。

　中国的工尺谱和传统音乐的特点

　工尺谱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记谱方法，源自唐朝。在宋朝陆续传到日本，越南和朝鲜等使用汉字的地区，一时流传甚广。

　工尺谱和简谱，五线谱的基本对应关系见下表：

　不过，工尺谱用的不是像五线谱那样的绝对音名，而是一种类似简谱的“可移调”(英语movable do)，或称为“首调唱名法”的记谱法。由于简谱的符号更简洁，它很快取代了工尺谱，成了当代记录中国传统音乐的主要工具。

　表中“凡”和“乙”两个音被放在括号中，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音乐中这两个音不常用。中国古代音乐用的是五声调式，调式中五个基本音分别称为宫、商、角、徵、羽。它们对应于工尺谱中的上，尺，工，六，五，也就是简谱中的1,2,3,5,6。我们常说的五音不全，指的就是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其实也是西方音乐的主音，从而可以说是全人类共同的自然心声，既好听又好唱。但是在4和7的使用上，中西之间有较大的区别。

　中国传统音乐中，4(凡)和7(乙)这两个音用得很少。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歌《我和你》中，就没有4和7。4和7特殊在哪里呢?按西方的音乐术语，1和3之间是个大三度，而3和5之间是个小三度。大三度在中间加上一个音2，就被分成了两个大二度。而小三度一般只能被分成一个大二度和一个小二度。但有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认为，工尺谱中的“凡”这个音是在“工”和“六”的正中间，“乙”是在“五”和“上”的正中间。也就是说，“凡”和“乙”的两边各是一个既不大又不小“中”二度。如果用简谱来表示，“凡”是在4和#4的中间，“乙”是在b7和7的中间。这也是为什么在前面的对照表中“凡”和“乙”被放进括号中的原因。由于“凡”和“乙”这两个音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用得不多，过去又没有录音设备，这一说法对不对还有待考证。其实普通人要唱准一个小二度就不容易，半个小二度的区别，没受过专业训练是很难听出来的。

　西方音乐中，4被放在靠3一侧，7则放在靠1一侧。因此3和4是个小二度，4和5是个大二度。但实际上4和7的位置很灵活。如果把西方音乐用简谱记下来，就会发现#，b号出现最多的是#4和b7。其它音的升降要少得多。这两个音的位置的灵活性给了音乐家们创造发挥的机会。而升降其它音则一不小心就会破坏音乐的和谐，使人觉得不好听。

　4和7这两个音的高低不容易唱准是我参加了目前所在的华人合唱团后感受到的。我们的指挥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她在排练时经常会提醒我们，唱4要往3靠，唱7要往1靠。这说明，如果我们不注意，4很容易就唱成了“凡”，7则成了“乙”。咱到底是中国人，怪不得那些西方学者会认为中国人的“凡”比4高，“乙”比7低了。

　说到这里有些扯远了。我想说的是，简谱适用于升降号用得不多的乐曲。由于升降号多用在4和7上，而中国传统音乐很少用4和7，用的话也没有升降的问题，所以很适合用简谱。升降号多了，简谱也就不简单了，那还不如用五线谱。

　中国传统音乐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多声音乐。前面说过，五线谱作为钢琴谱非常合适，而中国乐器中偏偏没有和钢琴相似的乐器。钢琴的一大特点是几个音可以同时弹下去，构成多声音乐，比如和弦。多声音乐用五线谱表达很方便，几个音上下叠起来就行。简谱表达多声音乐就有困难。中国乐器中没有钢琴，传统音乐中也不是多声音乐。所以很适合用简谱。

　其实，简谱并不是完全不能表达多声音乐。比如和弦，因为有固定的搭配，可以用字母和符号来表示。比如由C,E,G组成的大三和弦用C表示，由D,F,A组成的小三和弦用Dm表示。前面我提到的那些把我带入五线谱大门的随电子琴带来的五线谱，右手谱是正规的五线谱，左手谱用的则是和弦符号，不用五线谱。所以，简谱加上和弦符号，就可以弥补简谱不能表达和弦的不足。合唱也是多声音乐。由于在合唱谱中每个声部的谱是分开的，几行简谱分别用于几个声部，所以用简谱作合唱谱也没有问题。

　综上所述，简谱能在中国广泛流行，是和中国音乐的特点有联系的。简谱形成在法国，而且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却流行不起来。在台湾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45年后，台湾学校的音乐教育一直排斥简谱。在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曾明文规定“不得使用简谱”。但到了1991年，在开放民间出版社编印的“审定本”教材时，小学音乐课本中又恢复介绍简谱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简谱在台湾又有了新的发展。一家著名的乐谱出版社甚至还研发出了“二代简谱”，并用它整理和记录了上万首中外歌曲。可见好的，适合国情的东西，政府是压制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