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龙,孝公之臣,甘姓,龙名也。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 相关史料 《史记·秦本纪第五》: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商君书·更法》: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甘氏出春秋时甘昭公王子带後。“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人物分析 甘龙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是整个变法新锐势力的最大政敌。 政治分析 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这一个”的根基。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形成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 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个性分析 甘龙的个性把握,关键在两方面。 其一,是从甘龙与变法派以及世族集团的关系中,把握其矛盾性: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世族无限度倒退复辟,又要将世族集团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从政治本质而言,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力图利用的棋子。 其二,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结局分析 孝公死后,嬴驷即位,老甘龙那些老氏族想联合向新君请命,恢复旧制,但是新君顺应民意,把老氏族们全部缉拿,总共一千多人,全部斩首,为商鞅平反,最终老甘龙连同一千多老氏族在观刑的民众中的唾骂声中被斩首。可见“国人皆曰可杀”这句古语的震慑力。 人物评价 甘龙是一片与耕地相连的复杂多变的泥沼。 甘龙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