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630年,秦晋两国相约共同出兵讨伐郑国,中原两大国兵围郑国国都—新郑,郑国破城亡国之日似已不远,然此时一名叫烛之武的郑国人临危受命,他缒城而出,夜见秦穆公,向其痛陈郑灭与郑存之利害关系,最终说服秦穆公退兵,而晋文公见秦军退兵,便也与郑国握手言和,一场大战随即消弭于无形。
当年烛之武说服秦穆公退兵概其大意如下:
秦国远在西陲,而郑国位居中原腹地,若郑亡,秦国鞭长莫及难以长期霸占郑地,郑地最终必为晋国所得,加之晋国一直霸占曾允诺秦国的河西与崤函之地,可知晋国贪得无厌,今日之郑国必为将来之秦国,但若存郑,郑国则日后可为秦国之东出内应,于秦有利。
可以说,烛之武的话已经深深的触碰到了秦穆公内心深处最敏感的神经,以致于当时的秦穆公可以毫不犹豫的背弃与晋文公的盟约,抛弃两国的“秦晋之好”,将两国的关系推入到一个非常微妙的境地,甚至为日后秦晋两国的交恶埋下伏笔。
在之前的文章中,笔者曾总结过春秋时期时期中原各国与楚国争霸的时代,而这其中,晋楚两国争霸为中原与楚国争霸最为重要的阶段。晋楚争霸贯穿了整个春秋的中后期,而在晋楚争霸的过程中,秦国亦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秦国曾助晋攻楚,亦曾助楚北晋。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秦国这么做实为小人之举,然当深入了解秦国当时所处之内外困境后或许会对秦国报以一定的同情之心,而这也是秦穆公当年的无奈与愤怒之所在。
秦穆公的无奈
秦穆公的主要矛盾表现在,在秦国日益强大的时候该如何处理与晋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秦晋之好”乃秦穆公与晋文公之外交成功的典范,但殊不知,在此之前,“秦晋之好”便曾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以交晋国
第二次,公元前643年,秦穆公将女儿怀嬴嫁给晋惠公之子圉,即后来的晋怀公。
那么秦穆公为何要多次以联姻的方式交好晋国呢?其原因概为自古以来,华夏子孙常以“血缘之亲疏”来衡量国与国之关系远近,所以,以联姻的方式来加强与晋国的关系是最有效的手段。
而秦穆公之所以要如此煞费苦心的交好晋国也是出于秦国的需要及秦国地理位置的尴尬。
秦国地处黄河以西,长期以来都无法插手中原之事,秦国若想强大必须东出,但无奈的是,晋国位于秦国之东并牢牢占据着秦国东出之重要的崤函之地,从而阻塞了秦国东出之路。晋国为中原大国,若秦国试图以武力取之,秦晋交恶其自身损耗必然过大且以秦国之力尚不能有充分把握对崤函之地进行长期有效的占领,若是如此秦国将更无东出争霸之望,因此只有交好晋国,博取晋国之信任,日后便可以助晋为名,与晋国共同参与中原之事,最终实现东出争霸的野心。
然可惜的是,前两次联姻均没有达到秦穆公所预期的效果,甚至因为晋惠公的背约(也就是烛之武所说的“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两国还曾爆发过韩原之战。
韩原之战实为晋国单方面背信弃义所致,秦国没有丝毫不义之举,而即便秦国取得胜利,秦穆公依旧没有趁机掠取崤函之地,究其原因还是秦国实力的问题,秦穆公明白,晋国战败乃是轻敌所致,而非实力不济。
韩原之战对于晋国来说损失不大,但若因为这一战而与晋国交恶,实在是将秦国拖入战争的泥淖,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韩原之战后,秦穆公立即作冰释前嫌之态,释放被俘的晋惠公,归还夺取的原晋国河东之地,至此两国重修旧好。
秦穆公以战胜国的身份而率先放低姿态,虽可表现出秦穆公“以德报怨”的态度,但也反映出秦穆公东出之心的决绝以及当时秦国实力不济的无奈,可见此时的秦国想要东出依旧离不开晋国的支持。不过作为战胜国,秦国还是获得了晋国割让的河西之地,这也算是对秦国付出的馈赠。
因为前两次的联姻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报,所以秦穆公便将希望寄托在第三次联姻之上,而第三次联姻的对象便是继齐桓公之后春秋第二位霸主—晋文公。
然而令秦穆公意想不到的是,晋文公对秦国的防备之心及手段要远超晋国之前的历代国君,因此这一次的联姻最终引爆了长久以来积压在他内心之中的不满与愤怒。
秦穆公的不满
事实证明,晋文公之志不在齐桓公之下,齐桓公死后,中原一时无人领导,楚国趁机北侵,后幸得晋文公领导众诸侯一致对抗楚国,中原才得以保全安宁。
而在晋文公领导中原诸侯与楚国争霸之时,秦穆公愈发觉得秦国在被晋文公有意的排斥与孤立,这种排斥与孤立笔者总结了两点:
1,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引北狄进攻王畿,周襄王出逃,秦穆公见此机会欲以“勤王”之名,兴兵借道晋国以参与平叛王子带之乱,然晋文公予以拒绝并亲自前往秦营向秦穆公陈述“晋国就近,勤王之事晋国可独自担负,无需秦国长途跋涉,劳师远征”的事实。虽然秦穆公对此不满,但晋文公有理有据,自己无法辩驳,因此“勤王”之事只能作罢。2,平定王子带之乱后,晋文公再次游说秦穆公南下攻取楚国之商密,并派兵协助。在笔者看来晋文公此举实为一石二鸟之计,一来令秦国牵制楚国,为日后的城濮之战做准备,二来可以转移秦穆公东出的注意力,令秦国专注于与楚国的对抗之中。
如今我们无法得知秦穆公当时是否已经猜到晋文公如此安排的深意,但可以确定的是,晋文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纵他在位之时秦国都一直被晋国压制在黄河以西而不得出。
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周襄王亦册封其为“侯伯”,为众诸侯之长,晋文公霸业已成。
践土之盟上晋文公出尽风头,却不见出力甚多的秦穆公,如今看来,秦穆公没有参加践土之盟亦是不满晋国阻塞自己东出之路。而对于秦穆公的不满,晋文公已经有所察觉,秦国缺席践土之盟,对自己的威信力也有很大影响,所以第二年,晋文公为了平息秦穆公的不满,他密许秦穆公日后中原之事秦晋两国可联合从事,晋文公从来都不是背信弃义之人,因此在向秦穆公做出允诺后的第二年,他便主动联合秦国讨伐郑国,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便在此间发生。
对于晋文公的种种做法,笔者有以下三点认识:
1,晋文公自始至终都牢牢地掌握着与秦国对话的主动权,换句话说,他从未将秦国等同视之,如此居高临下的姿态自然会引来秦穆公的不满。2,晋文公虽然有意压制秦国,但却拿捏有度,在他每一次做出压制秦国之举后不久便会给予秦国一定的回报以平息秦国的不满,是以秦穆公虽然内心愤恨却苦于无法诉说。3,晋文公给予秦国的回报往往对自己也非常有利,不管是协助秦国夺取楚之商密,还是共同讨伐郑国,事实上晋国从中获取的利益要远多于秦国,由此可见,晋文公几乎已经将秦国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所以概括来说,晋文公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老成持重,权谋过人,对秦国采取的就是一种类似于“恩威并施”的外交策略,这种外交策略再加上秦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就导致了秦穆公根本无法逃离晋文公的掌控,只能蛰居西陲,任其内心的这种不满情绪肆意发展,在彷徨苦闷之中最终化为愤怒喷薄而出。
秦穆公的愤怒及最终的悲痛
晋文公虽然压制了秦穆公多年,但无奈先行离去,晋文公的离去再次点燃了秦穆公东出的希望,当年烛之武退秦师后,郑国允许秦国留人派驻以表示自己与秦国结盟之决心,而正是这个决定引发了后来秦晋两国的崤之战。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秦国决心趁晋国举行丧礼之际,以戍郑大夫杞子等人为内应攻取郑国,以实现东出之野心,然秦国伐郑不成,最终还在返回的途中为晋军所围,全军覆没于崤山,此役即位—秦晋之崤之战。
崤之战后,秦穆公悲痛欲绝,此后更将晋国视为最大之仇敌,秦穆公的愤怒终于全面爆发,此后数十年两国战争不断。
关于崤之战,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1,对于晋国而言,楚国本是晋国乃至中原最大之敌,晋国本应专注对楚国的压制,然晋文公死后,即位的晋襄公并不重视这一基本国策,而是出于一时之利歼灭秦军于崤山,虽然取得短暂的胜利,但从长远来看实为晋国之灾难,此后秦国倒向楚国,晋国长期陷于两线作战并导致日后晋楚邲之战的失败。再有便是,当年晋文公对于秦穆公不参加践土之盟,围郑时私自退兵都予以容忍,及至晋襄公竟不能容忍秦国征伐郑国失败的一次回师,可见其心胸之宽忍程度,战略上之见解都远远不及晋文公。2,对于秦穆公而言,他一生都已交好晋国为行事准则,这本是一个非常高远的战略决策。要知道,当时晋国之强大远非秦国所能比拟,秦国想要东出只能依赖与晋国的合作,然而城濮之战后,秦穆公颇为自大,最终一反常态决定远征郑国,从而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且东出之崤函之地又不在自身掌控之内,如此舍近求远,劳师远征,失败乃在所难免。
因此,对于秦晋两国所爆发的崤之战,两国国君都因为性格方面的缺陷而犯下了非常致命的错误,以致于给了楚国以可乘之机,也由此可见,当年晋文公全方位压制秦国的策略及自身的表现非常完美。
然而正如之前所说,晋国之强大远非秦国所能比拟,这一点从日后晋国虽陷于对秦对楚的两线作战之中却依然能压制秦国中便可看出来,而且及至晋景公即位后,为了全方位击垮秦国,晋国采取了结交齐国,议和楚国并暗中助吴国对抗楚国使得楚国无心中原之事等一系列外交战略,而后专注对秦之战。
公元前578年,两国爆发麻隧之战,麻隧之战秦军大败,此战过后,秦国数世不振,从此不再是晋国之患,晋国重现晋文公之霸业,秦穆公东出之理想最终还是因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而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