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把历史比作一面镜子，则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擦去蒙在镜子上的灰尘，使镜子更加平整，使镜中的影像尽可能与历史事实一致。至于旁人要从这影像中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来，与研究者是毫不相干的。而文革中流行所谓“影射史学”，就完全不同了。为了使影像符合自己预先设定的形象，就在镜子上抹上颜色，或者破坏镜子的平面，使人们照不到自己的原貌。“古为今用”和“影射史学”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所能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但绝不会歪曲、篡改既定的事实。像司马光在写作《资治通鉴》时，发现原始记载互为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详加辨析，说明取舍的理由。对于异说，也记于《考异》一书中，以备后人查考。而影射史学，则是先入为主，带着自己的目的去寻找甚至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史实”，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材料，要么绝口不提，要么歪曲篡改，用自己的目标来重新“创造”历史。这样，历史就真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了。

影射史学的时代当然已经过去，但时至今日，有些人还是习惯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作不恰当的比附，甚至为了现实的需要歪曲历史。在他们的眼中，似乎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到对应的部分。例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新进步，往往要用古代的清官、好皇帝、改革家来比附。其实，历史上除了确实存在过屈指可数的几位清官、好皇帝（且不说其中不乏某些好事者制造的假象）以外，君主专制体制下造就更多的只能是暴虐残忍的帝王和贪赃枉法的官僚。不依赖于制度的创新，而寄希望于抽象的个人道德，是极其危险的。

明朝和清朝前期，地方官员根本没有办公经费，而按照惯例，幕僚、随从的报酬等却都得在官员自己的俸禄中支付，而俸禄又低得出奇，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根本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现在家喻户晓的清官海瑞（图3.6），生前的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其俸禄已经是明朝政府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却只有732石（年俸），而相当多的下属要由他支付薪水。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生活又极端节约，以至他买两斤肉为母亲祝寿，也会引起总督胡宗宪的惊奇。海瑞死时仅留下白银20两，尚不够殓葬的费用，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有的皇帝还委任一些只有空衔不支俸禄的地方官，听任他们去“自负盈亏”，这样就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

如果用从政实绩来评判，海瑞不过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平心而论，海瑞的廉洁自律，确实值得敬仰，但用如此崇高的道德规范来要求每一个官员，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尽管海瑞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他的措施和建设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如海瑞曾向皇帝建议恢复明太祖时的惩贪法律，即贪赃枉法所得满80贯钱即处绞刑，更严重的要剥皮实草，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显然要让一般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但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实施明太祖时的法律，大概除了海瑞本人以外，人人都够得上处绞刑的资格，剥皮的刽子手恐怕会供不应求。故而《明史·海瑞传》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确是公允的评价。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崇高的道德典范不具有普遍意义，一旦要用它来要求社会中每一个人，只会造成更多的伪君子和两面派。只有依靠合理的制度，用人人都可能遵守的规范来制约，才是惟一可行的出路。而在专制社会，这种制度的创新是难于完成的。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

现在有些人抬高海瑞，将他树为清官的典型，不惜将其神化。海瑞是宋明理学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在这点上，他确实是表里如一的，但其行事往往极端偏激而毫不近人情。明姚叔祥曾记载海瑞年仅五岁的女儿，仅仅因为从男性家僮手中接了一块饼吃，便被海瑞认为犯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强逼其自行饿死。在当时，记述者是为了称颂“非忠介（海瑞谥忠介）不生此女”（《见只编》卷上），今天读来，只能觉得可怕，无怪乎周作人要痛诋其“实即是酷吏”，“岂不将如戴东原（戴震字东原）所云以理杀人乎”！（《记海瑞印文》，见《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本来，“海瑞现象”出现在专制社会是很正常的，但由于影射史学非要把他比附现实，所以只能推出一个经过他们歪曲的海瑞形象，以达到他们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目的。张中行先生曾针对近年来媒体大力颂扬历史上清官的现象，指出其“问题在于，如果这位好官不来，小民的幸福和安全，保障在哪里呢？……歌颂包公，歌颂海瑞，无论从事实说还是就思想说，都是可悲的，因为看前台，是小民的有告，看后台，是小民的无告。”歌颂清官“追问本质，是乞怜，表现的形式是磕头。我们现在标榜民主，乞怜与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民真能主，真依法而治，官好不好就关系不大，因为不管你心地如何，总不能不依法办事，否则民有力量让你下台，法有力量让你走进牢房。所以再推而论之，颂扬好官就正好表示，民未能主，法未能治。”（《月是异邦明》，载《读书》1992年第9期）说得实在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当前影射史学遗风的另一种表现，是强调所谓“历史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近十几年来，各地争夺名人诞生地、活动地、重大事件发生地，以及不顾既定的历史事实，一味为祖宗翻案等事件频频发生，其实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本来是早有定论的，有的根据现存的史料是无法作出明确判断的。比如西施的故里到底在哪里？浙江的诸暨和萧山争得头破血流，漫画家华君武先生为此还画过一幅漫画，登在《浙江日报》上，漫画中东施也来凑热闹，让两个人不要再打，干脆我们两人一家分一个好了。其实诸暨和萧山两县毗邻，历史上又长期同属会稽郡，县界可能有所变动，西施居住的那个村的原址，哪里还弄得清楚？更何况西施其人不见于《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而记于《管子》、《庄子》以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究竟只是小说家言抑或实有其人，还是个疑问。今天两地所存的西施古迹，多为后人附会，不可能是春秋遗迹，显然不能当真。再如对孙武的故里，先秦古籍并无记载，《史记》只说“孙子武者，齐人也”，语焉不详。现在山东的惠民、博兴和广饶三地都在争，其实这三说都是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孙武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为依据的。而《新唐书》的史料，又来源于唐元和年间（806～820）所编的《元和姓纂》。有人认为该书中的“乐安”指唐乐安郡，有人认为指汉乐安县，有人认为指先秦齐国乐安邑，一时众说纷纭。且不说孙书的采邑是否一定为孙武的出生地，《元和姓纂》中所列郡望名称，既有郡名，又有县名，既有唐代地名，又有前代地名，三派学者按各自理解来解释这段史料，争来争去争不出个结果来。这种情况下，即便超脱的历史学家也很难作出判断。

也有的史实本来是很明白的，如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天的湖北襄阳，东汉末属于南阳郡邓县，是南阳郡下辖的37个县之一，这一点，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得很清楚：“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当时是刘表的统治区。而今天的河南南阳东汉末虽然同属南阳郡，但从建安四年（199）张绣降曹开始就一直是曹操的控制区，刘备怎么可能于建安十二年（207）跑到“敌占区”去三顾茅庐呢？诸葛亮《出师表》中称自己“躬耕于南阳”，只是从当时的郡名而言的。历史学界对此早已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到了1990年《三国演义》特种邮票第二组中的“三顾茅庐”、“隆中对”要确定首发式地点时，襄阳、南阳之争就白热化了。如果只是一场学术争论也就罢了，竟然有人公然在文章中声称是为了“南阳二千万人民的利益”，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尊重历史事实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自封或被封的“历史学家”的“考证”当然不可能是研究历史，连我们所说的“运用历史”也谈不上。

要说这些人都是无事生非，或者完全是出于私利，或许有欠公允，关键问题是他们误解了历史的真正价值。争名人，争古迹，争“第一”，说到底，都是为了某一地方或人群的利益，因为他们都认为，争到了这些“历史资源”就有了地方的知名度，就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或产品的销售，就能够引来外资内资，甚至就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其实这是误解了历史的功能，多数情况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

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固然离不开历史，但历史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个，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决定因素。在今天世界上或国内的大中城市中，完全靠历史悠久或历史地位重要而获得知名度的是极少数。即使是这些城市，也还离不开现实条件。如在中国的七大古都中，安阳建都在杭州之前，年代比杭州久；开封也先于杭州，地位更加重要，但国内外知道杭州的人无疑要比知道开封、安阳的多得多。

历史当然是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人文景观中更是如此。但绝大多数旅游者不是历史学家、考古学者或专业人员，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休闲，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享受，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使是再重要的古迹也不会引来游客。20世纪30、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可以吸引张大千、常书鸿这样的画家、学者，但只有交通改善和设施具备后才会成为旅游热点。今天真正要产生市场效益，历史悠久不是决定因素。即便全是假的，只要市场定位准确，也同样可以吸引大量的客源。像杭州的“宋城”主题公园，全是新建的仿古建筑，游客也源源不绝。而杭州城南凤凰山麓真正的南宋皇城遗址却堙没于草木之间，到那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人恐怕没有几个。长期无人知晓的四川九寨沟，除了编出一些民间故事外，在汉文史料中找不到什么记载，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使它在短短几年内就名闻世界。

由此我想起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记下的一件事：镇江北固山甘露寺中有一块“狠石”，相传刘备与孙权曾围着这块石头商议如何对付曹操。石头早已不存在了，寺中僧人就随便放一块充数。每当游客围着石头抚摩感叹，大谈三国故事时，知情的和尚和小孩都在暗暗发笑。记得前几年游甘露寺时也见过这块“狠石”，从南宋到今天又不知换了几块，但这并没有影响游客的兴致，因为刘备、孙权到过这里已经通过小说《三国演义》（不是史书《三国志》）而变得尽人皆知，难道还有必要让历史学家或地质学家来证明这块石头的真伪吗？因为旅游毕竟不是历史教学，就是历史学家也怎么可能、又有什么必要将一切都查考清楚呢？

至于要寓教于乐，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的崇高感情，这是把太多的附加成分放在历史上，实际效果并不见得很好。难道爱好历史、喜欢游览名胜古迹的人里面就没有卖国贼了？如果我看到外国的古迹更加雄伟，难道就激发起我爱外国的感情吗？要增长历史知识的话，并不一定非得通过旅游，化同样的时间去读史书，学到的知识肯定比旅游看到的多。

现在很多地方化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去争这些所谓的旅游资源，其实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巨大效益，反而在实际上起了误导作用。例如关于李自成的结局，清初以来大量公私文献证明他于顺治二年（1645）兵败退至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当地民团所杀，这点已得到明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而近年来，湖南石门县一些人仅凭当地流传的李自成兵败后遁入空门的传闻，以及该县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墓中出土的部分文物，断言李自成兵败后禅隐该寺，化名奉天玉，并在幕后秘密指挥余部“联明抗清”20余年之久。此说一出，海内外报刊、电视纷纷介绍，盛极一时。对此，史学界大多数人均认为缺乏确凿的根据。比如墓中出土的一块镌刻道符的青砖，有学者破译出其中含有“闯王陵”三字，成为李自成归隐夹山说的铁证。其实，只要稍具一点宗教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只不过是极常见的道教神符，是旧时丧葬的常用之物，埋于墓中取保佑亡魂升天之意。被某些学者认为含有“闯王陵”的图案，在全国各地的墓葬中均有出土。《奉天大和尚塔铭》中有一处是脱漏后补刻，又有学者加以发挥，认为隐喻“补之”，即李自成之侄李过的字，那就简直是在测字了。而湖南石门县为开发这一旅游资源，违反《文物法》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未将奉天玉墓按原状保存下来，而是投资1000多万元，仿照明十三陵，将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夹山寺改建为宏伟的闯王陵，与湖北通山的闯王陵遥遥相对。可是石门县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又缺乏相关产业带动，不像杭州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以致游人寥寥，现在惨淡经营，维持不下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这种做法也给当地青少年、学生和缺乏历史知识的游客造成错觉，以为这里就是李自成的墓，对通行的说法（包括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产生怀疑，还助长了一种狭隘的地方主义情绪。至于某些学者、文人拿了钱便去美化别人的祖宗，将奸臣证明为忠臣，汉奸美化为民族英雄，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了。

近几年来有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五四运动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推翻，诸如河图洛书都是真的，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三皇五帝确有其人，不仅有具体的出生，还有世系明确的直系后裔；似乎惟有如此才是爱国主义。这使我们想起了晚清以来的一种潮流，外界传入中国一种新事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制度方面的，总会有人出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暗示外国人只是拾了中国古人的牙慧，至少是受了中国古人的教化或影响才有的。足球流行时，便有人撰文称足球实起源于唐宋的“蹴鞠”，20世纪80年代允许股票上市时，又有专家撰文论证股票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进入90年代更有学者论证市场经济中国古而有之，这实在是历史研究和运用的一种倒退。但是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类盲目复古、西学中源的论调，不过是晚清或更早的沉渣泛起，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还有一些人借着弘扬中国文化的名义，把《周易》及阴阳学说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成了集科学的大成，成了中国以至世界一切科学的源泉。其实稍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不难看出，先秦的学者再伟大，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达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即便有现代科学家学习和运用《周易》或阴阳学说取得了成就，与《周易》或阴阳本身的科学价值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尽管莱布尼茨从中国的八卦得到启发而发明二进制的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被指出并非事实，而只是国人一厢情愿的误解，事实不过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之后，从在中国传教的法国籍传教士处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六十四卦图，发现可以用他的二进制数学来解释，但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以此来证明《周易》的伟大。即便真有其事，那么比莱布尼茨对《周易》不知熟悉多少倍、又不知有多少《周易》专家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二进制，并进而研制出计算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