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亲亲相隐”经历了长期而曲折的演变过程，受到“德法依存”、“天人合一”、“礼法归治”等精神的影响。虽然说，它存在着许多的糟粕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一点，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鲜明印记。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近“亲亲相隐”，一起简单了解它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一、萌芽时期

目前，历史上通常认为亲亲相隐这一原则和思想最早起源于周襄王时期。根据《国语·周语》的记载，在周襄王二十年，卫大夫元亘控诉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

闻讯后，周襄王明确反对晋文公受理这一案件。据史料记载:

今元亘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记载中虽没有明确提到“亲亲相隐”这四个字，但其中已经蕴含了朴素的萌芽思想。不过，由于当时社会普遍强调宗法礼制，对于“亲亲”之意也比较单一，只存在于礼的范畴之内。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孔子时期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亲亲相隐”的主张。据《论语·子路》记载:

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孔子认为父子之间有着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如果他们相互为对方隐瞒犯罪事实是符合人伦的。从此以后，“亲亲相隐”逐渐成为了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儒学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孟子对“亲亲相隐”的理论也予以了发扬。据《孟子·尽心上》记载: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由于东周是奴隶社会的消亡期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期，在那段礼崩乐坏的动荡期，“亲亲相隐”显得有些不太合时宜，逐渐遭到了法家、兵家等旗帜鲜明的反对。尤其是，当时盛行的法家就明确反对，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总体上，在先秦时期“亲亲相隐”还只是作为一种新型理论而存在，并没有对政治产生了太大的影响。

二、确立时期

在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后，不断在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据《秦简·法律答问》记载: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勿听。而行告，告者罪。

秦朝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亲亲相隐制度，但毕竟也算是第一次大胆的尝试。

在西汉立国后，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文景之治”的完成，他终于有了“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的底气，在国家政治层面的确立了儒家绝对地位。秦朝时被奉为主导思想的法家彻底没落，那种“提倡告奸”和“连坐惩罚”等主张均遭到了汉朝的排斥。据《汉书》记载: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于是，“亲亲相隐”在国家层面终于得到了确立，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反复时期

两汉之后，中国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长期的分裂局面。期间，没有任何政权能长期存续，甚至有多支少数民族还纷纷趁乱进行内迁。

期间，“亲亲相隐”虽然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也在曲折中逐步发展。但是，其过程却是艰难的，有时还会严重背离孔孟时期的初衷，甚至还出现了反复。据《三国志·魏志》记载:

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

西晋以后，国家局面出现了短暂的平稳。不过，随着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先后爆发，鲜卑、匈奴、氐、羯、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内迁中原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于是，各少数民族在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习俗同时，也逐渐冲淡了儒家原有的主导地位，冲淡了“亲亲相隐”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晋律》原先规定“准五服以制罪”，明确以血缘的远近来定罪和量刑。不过，随着西晋变成了东晋，其中的“亲亲相隐”意味越来越淡薄。

在东晋元帝执政时，卫展就曾上疏反对“考子证父死刑”和“鞭父问子所在”，他认为这些都违背儒家的思想，是对于“亲亲相隐”的一种违背。很显然，这段时期就是亲亲相隐原则的反复时期。

四、成熟时期

在隋朝建立后，国家又一次实现了大一统，特别是唐朝以后，“亲亲相隐”也进入到了一个成熟和完善的阶段。据《唐律·疏议名例》记载: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裨为主隐，皆勿论。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不难看出，唐朝进一步扩大了“亲亲相隐”的规模和适用范围，但凡居住在一起的亲属们，不论血缘亲疏均可以为对方隐罪。甚至于，就连不同居的大功以上亲属们亦可引用此律进行相互隐罪。

最突出的一点，唐朝不仅完善了“亲亲相隐”制度，而且更具有可行性，更便于社会应用。当然，“亲亲相隐”在封建社会的任何时期都不能危及皇权，这是大前提。

以家国同构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历来尊崇孝道，但当“忠”与“孝”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孝”为“忠”让步。

唐朝以后，“亲亲相隐”逐渐有了变异的趋势，不断淡化亲情，而将“亲亲”的本意也由亲属间的互爱变成了“忠君爱国”。

五、消退时期

在北宋时期，《宋刑统》对于“亲亲相隐”几乎进行了全须全尾的延续。据朱熹《四书集注》记载:

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

两宋灭亡后，元朝尽管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但也继续保留了这一原则，在《大元通制》中首次确立了“干名犯义”的罪名，即:

诸子证其父，奴评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隐。凡干名犯义为风化之站者，并禁止之。

到了明朝，《大明律》规定了“存留养亲”的制度:

同居亲属有罪得相互容隐，奴裨不得告主。

到了清年时，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随着西方法律思想的引入，“亲亲相隐”越来越被朝廷所淡化。

六、废除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认为是封建残余思想的毒瘤，遭到了否定并且最终被废除。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亲亲相隐”在现今社会中又逐渐被人提及。而且，它在维护家庭的和睦和社会的和谐等许多方面，都有着积极有益的作用。

站在人性的立场，社会应该尽量避免让无辜的罪犯家属站上“大义灭亲”的尴尬地位，避免让他们在“亲”与“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尽管，这在法制社会是一种广泛现象，但的确过于残酷。

2024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第三次修正案第一百九十三条明确规定: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我国免除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这是一种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