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散文·晁错·论贵粟疏》原文鉴赏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2，汤有七年之旱3，而国亡捐脊者4，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5，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轻暖;饥之於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6，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7。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8，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9，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10，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千佰之得11。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12，乘坚策肥13，履丝曳缟14。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巧，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15，得以拜爵16，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17。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於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於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18：“民用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19。”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20：“有石城十仞21，汤池百步22，带甲百万23，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24，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25。

【注释】 1晁错(前200年—前154年)：西汉政论家。颖川(今河南禹县)人。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秦时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他倡导“重本抑末”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防备匈奴的攻掠。还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为景帝所采纳。不久，吴楚等七个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袁盎乘机谗害他，结果被杀害。(《史记》《汉书》均有《晁错传》)。2尧禹：指帝尧和大禹。3汤：指商朝开国帝王商汤。4捐脊：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5地著：定居在某一地方。6上：这儿指的是皇帝。7轻资：轻便地拿着。8急政：即“急征”。急迫地征收赋税的政令。9当具：当交纳的时候。10奇赢：商贾所获之余物与赢利。11仟佰：指千钱百钱。与千百同。12冠盖：指古代上层社会的服饰与车乘。冠：帽子。盖：车上遮雨和日光的伞状的盖。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14履丝曳缟：脚穿丝鞋，身披丝织长衣。履：踏着。曳：拖着。15县官：指官府。16拜爵：封爵位。17渫：散出。18今令：现行法令。19车骑马：用于车骑的战马。复卒三人：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复：免除徭役。卒：当兵，服兵役。20神农：指神农氏。传说中的部落长。21仞：八尺为一仞。22：汤池：贮满沸水的城壕。23带甲：穿甲的人，指军队。甲：古代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军装。24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排为第九级。25塞下：指边塞。当时主要是长城一带。

【今译】 贤圣的帝王在上，而老百姓不捱冻不捱饿的原因，并不是帝王能耕地而给他们吃，亲自纺织给他们穿，而是能给他们开辟财源。所以尧和禹的时候曾经遭受九年的水灾，汤也遭受七年的旱灾，而国家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是因为早有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人民的众多，不亚于商汤和夏禹的时候，加上多年没有水灾、旱灾，可是积蓄却并没有增多，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土地的潜力还有没利用，百姓的潜力还有没利用：能生产粮食的土地没有完全开垦，山林和湖泽的潜力未能完全挖掘出来，游惰无业不劳而食的人，未能回归农业生产方面来。

百姓贫困，奸邪的事便会产生。百姓贫困产生于衣食不丰足，衣食不丰足产生于百姓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轻视家庭的久住一地而背井离乡;百姓好像鸟兽一样，即使高的城和深的护城河，严重的刑罚，也无法禁止他们。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要求，不一定要有了轻暖的才穿;在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的要求，不一定有了美食才吃。百姓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况下，就不考虑廉耻了。人的常情是，一天不能吃两顿饭，就饥饿;一年不缝制衣服便寒冷。腹饥得不到食物，皮肤冷了得不到衣服，就是慈母也无法保护她的孩子，在此种情况下，做国君的如何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样的道理，所以使百姓从事农业生产，轻徭少赋，多积蓄，用以充实仓库，防备水灾、旱灾，这才能拥有人民。

百姓是皇帝所统治的，不管东西南北，哪里有利就往哪里去，好像水向低处流一样。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它，冷了不能穿它;然而人们都认为它贵重，是因为皇帝重用它们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东西，轻小，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可以带着它走遍全国而没有受饿挨冻的忧患;因此，做臣子的轻易离开他的君主，而百姓则易于离去乡里，对盗贼有所引诱，逃亡的人可以轻便地拿着。粮食以及布帛的原料产生于土地，在一定的时候生长，聚集在一起，要依靠人力，都不是一天能形成的。数石重的粮食布帛，中等气力的人都拿不动，不是坏人所贪图的;但是百姓一天得不到它就会受饿挨冻。因此，英明的君主，把五谷看得很贵重，却轻视金玉。

现在农民一户五口之家，参加劳动的就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田地不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也不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伐薪柴，修理官府的建筑物，服劳役，供应官差;致使农民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再加上自己私人方面的交际往来，吊唁死者，问候病人，以及养育长者幼儿等费用都要从所收的农产品中开支。像这样劳苦，还要遭受水灾、旱灾，急迫地征收赋税的命令，凶狠地聚敛，应当交纳的时侯，有谷的人把谷当作半价卖出去，无谷的人向别人借贷，任人索取加倍的利息。于是有人出卖田宅、卖子孙，用来偿还债务。而大商人，屯积货物，利息加倍;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拿着他的余财，日游都市，利用 *** 的需用急迫，所卖货物的价格一定要加倍。为此商人中的男人不耕耘，女的不纺织，还要穿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有很大的收获。商人们还凭借他们富厚的财物，与王侯交往，其势力超过了官僚的势力，用利来互相竞争。千里游玩，路上可以彼此望见，往来不绝。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故。如今法律轻贱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了;尊重农夫，可是农夫已经贫贱了。所以风俗所尊贵的，乃是皇上所贱视的;官吏认为卑下的，法律上却又推崇。上下相反，喜欢与厌恶相违反，而要想国家富强，法律能通畅推行，是不可能的。

现在当务之急，没有比引导人民从事农业更重要的了。想要使人民务农，最好的办法是以粮食为贵重。以粮食为贵的方法，在于使百姓用粮食作为赏与罚。如今征募天下人把粮食交给官府，得以封爵位。这样可以免除罪行;这样做，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得以散出，以供给官府所用，那么贫民的赋税便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对有余的使之减少，用来弥补不足的人，命令一下，对人民便有利。这样做是顺乎民心，对三方面有补益：一是君主需用充足;二是人民赋税减少;三是鼓励耕田的功绩。现行的法令，“人民出车骑马一匹的，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骑乃是天下的武备，所以给他们免除兵役。神农氏教诲说：“有石头砌的城墙千仞高，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一百步宽，可是没有粮食，也不能守住这座城池。”由此观之，粮食乃是统治者最重要之物，政治的根本。让人民献出粮食封给爵位，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出粮食比出车骑的功差得远了。爵位，皇上所专有，只要皇帝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人们爵位;粮食，乃是人民所种出来的，从土地里产出来永不缺乏。得高的爵位和能用粮免罪，乃是人民所想的。让天下人人都进献粮食，然后再转运到边境，从而被封爵或免除罪行，超不过三年，边境的粮食便会多起来。

【集评】 清·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六：“此篇大意，只在入粟于边，以富强其国。故必使民务农，务农在贵粟，贵粟在以粟为赏罚。一意相承，似开后世卖鬻之渐。然错为足边储计，因发此论，固非泛谈。”

【总案】 这篇文章选自《汉书·食货志》。此乃晁错给汉文帝的一篇奏疏，也是一篇政论散文。为了使国家政权得以巩固，西汉初年采取了对人民放宽政策，减少人民负担的一些措施。文帝时，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日益兴起，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致使广大人民破产逃亡，生活异常困苦。这就使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严重，同时也使地主和商人的矛盾日趋深化。为了缓和上述社会诸矛盾，使汉王朝得以长治久安，晁错上了这篇奏疏，提出重农贵粟的主张和办法，表示了他的重农抑商的思想。文帝接受了晁错的意见，实施了他所提出的办法，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生产的发展。

全文共分四段。在第一段中，作者把古圣王的时候跟西汉初年对比，指出当时蓄积很不够，其病根在于人民未全力投到农业方面，从实际情况出发，为立论提供了基础。文章开头提出人君应当为人民开辟资财之道，从而概括了全篇的用意。第二自然段：紧接着说明多数农民未能投到农业方面的弊害，从而归结到人君应该使人民务农，才能保民。第三自然段：进一步说明使民务农，关键在于贵粟;贵粟又在于人君的倡导。先说统治人民之道，接着说到金玉方面，然后转到五谷，两相对比，从而归结到贵粟的重要。用笔曲而能达。第四自然段：作者详细地描写当时农民的痛苦，并与商人对比，从而指出土地兼并现象的严重，使重农抑商之意自然明显。前面已阐明务农的重要，此处再摆出现实情况，为务农贵粟提出更为充足有力的根据。这段文章反映出封建统治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具体情况，文章写得细致生动，历历如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