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文学尤其是诗歌,终究还是有闲阶层的精神活动及其心理呈示,无论是仰视、俯视,还是平视,都应该属于文人雅士们观照自我和他者,观照自然、世界和生活的产物。姑且不说频繁的战祸、天灾或疾疫,即便是在和顺太平之年,漫天的星光、头顶的明月,也不一定能够唤醒那些终日为生计奔波的市井黎民,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佃户。晚归的路上,和风徐徐,蟋蟀鸣叫,溪流潺潺,萤光明灭……这些足以抚慰人心的自然物象,兴许可以短暂地成为劳作者苟活于世的理由,但并不一定能够激荡起沉睡在他们内心深处的诗情画意,那种情、那种意,早已臣服于肉身的苦与累,不再觊觎肉身之外的一切。这也是我始终无法完全相信,白居易能作真正意义上的“老妪能解”之诗的原因,除非他每写下一首诗,都会躬身田间地头,向大字不识的老妪们解说其中真味。况且,这种被“解读”过的语言,究竟还能保存多少诗意的成分,也值得探讨。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从这段自述中可见,他的诗歌在当时的确拥有广大的拥趸,且多数受众为社会底层的凡夫俗子。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提到过:“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从这则资料里我们发现,这种局面的形成,其实还应该归功于“先生教我”,也就是说,元白在当世的流行,仍然是教化的结果,并非完全是由他们文风的浅白明晓特质所成就的。事实上,白居易的关于诗歌语言方面的理念,在当时一直饱受非议,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一诗中,白居易甚至略带牢骚地抱怨道:“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那些嗤笑他的“众人”,说他的诗“淡无味”,但白居易还是坚持“时时自吟咏”,并且明确表示,只有韦苏州和陶彭泽这些人,才是他真正的知音,才能理解和欣赏他的诗歌。正是因为有这些下层官员、先生和知音们的推崇与推广,白诗才有了逐渐流行的趋势,收获了广大读者,并由此成为张为所说的“广德大化教主”。
对于诗歌而言,字面之意从来就不全是诗歌的本意,它只是一首诗的起始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无字之字来传递,即所谓纸短情长。字穷而意尽现,绝非好诗的标准;字穷而意始发,才是一首诗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妙之处。同样是悯人诗,白居易的《村民哭寒》“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这首几无意境、只有事实陈述的诗,显然就远不如他的《闻衣砧》“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当然更不如这首《江楼闻砧》富于意蕴“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这说明,平实的语言,即便是饱含了作者的真情,也同样不能确保诗意的自然涌现和有效传达,它至多能引导读者触抚到诗歌的门楣,甚至进入诗歌内部,感受到诗人的情怀,至于能否真正感受到诗意的存在,得另当别论。
白居易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所倡导的通俗、浅白、口语的诗学观念,而在于他对汉字音韵的熟稔调度和把握,他总是能在浅显刻板的诗写中,注入流淌润滑的唱腔韵律,从而拯救和提升诗意的呈现效果。这一点连他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杜牧在给好友李戡作碑文时,借李戡之口对白居易的浅俗之风表达了不满,而这样的不满,从反面佐证了白诗异于常人的地方,即,歌咏性。具有歌咏性的诗篇,一般都要求诗人用字简省,句法平实,尤其是字词的音韵口吻,必须自然流畅,由于声音本身的感染力,特别是音乐元素的介入,更便于诗歌的传播。在这方面,白居易无疑是有着先天优越性的。白诗在其时广为传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也说明,他诗歌里所透露出来的关于日常性的讯息,对普罗大众也是具有感染力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诸如此类充满日常生活情调和气息的雅趣之诗,借助柔软、祈愿式的声腔,总能在人群中迅速找到知音或听众。这也是即便在远离中土的新罗、琉球之地,白诗也能深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生活在江户至明治时期的日本著名诗人大沼枕山,曾写过一首《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其三》“乐天开口即成章,千古中郎得此方。刻画不追李王迹,直从游戏入三唐”。事实上,白居易的诗在他生前就传入琉球诸野。有明确记载的是公元838年,《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云:“承和五年,太宰少贰藤原岳守因检唐人货物,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悦,授依从五位上累官至右近卫中将。”这一年白居易67岁。有人推测,公元809年白居易39岁时,他的一些诗歌就被人以《白氏文集》《白氏长庆集》为名带到了日本。从9世纪到12世纪的四百多年里,白居易诗歌在日本,不只是作为异国文学珍品供人品鉴,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楷模,供作家们在创作中仿效。无论日本汉诗、和歌、物语、散文,几乎在一切文学样式中,都不同程度显露了模拟白居易文学的痕迹。而正是白居易诗中所具有的简洁、平实和音乐性特征,使他的作品能够在另外一种语境里被人广泛接受。
唐人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这个集子可能是由唐人编撰的唐诗选本中最早、也是最好的选本。殷璠在集序中开篇说道:“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这篇序言中的许多文学观点,包括它的选录标准,以及对每首诗的品评,都对后世解读唐诗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由于该选本编定于盛唐时期,“起甲寅、终癸巳”,也即从玄宗开元二年到天宝十二载,其中收录的自然都是唐上半叶的诗人作品,从常建到阎防共计二十四家二百三十四首诗。在殷璠的视野里,汉语诗歌自齐梁以降,先后经历了“尤增藻饰”“标格渐高”“颇通远调”,直至“声律风骨始备”几个阶段,最终“海内词人,翕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阐今日。”值得注意的是,选本里收入的这些诗人作品中,有不少就属于“雅体”之诗,譬如,李白的《咏怀》“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青门种瓜人,昔日东陵侯。富贵苟如此,营营何所求”,以及《山中问答》“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等等;至于王维的“雅体”,就收录更多了,如《赠刘蓝田》《终南别业》《晚春归思》《齐州送祖三》等,都属于雅趣洋溢、平白如话之作。此外,岑参、孟浩然、崔国辅、祖咏、卢象、李嶷等,均有不少此类风格的诗作录入。这本集子里收录个人作品最多的诗人是王昌龄,达十六首,比王维还多出一首,殷璠有言:“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由此来看,编者看重的还是王昌龄诗歌里的豪迈俊逸之气。但即便如此,编者仍然收录了他的《斋心》:“女萝覆石壁,溪水幽蒙笼。紫葛蔓黄花,娟娟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精魄,寥寥天宇空。”这首诗是诗人在山中修炼所作,充满了氤氲之气,情趣盎然,不似我们熟知的那种雄浑气象,可以让人领略到诗人面貌的丰富性。
从《河岳英灵集》的编辑趣味来看,“雅趣”这一源远流长的诗歌品类,无疑是汉语诗歌在流变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脉存在。
“雅”,一般来讲,与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世风有关,诸如儒雅,典雅,庄雅,文雅,俊雅,秀雅,风雅等。在《诗经》里,“雅”是一种体例,分为“大雅”和“小雅”,指的是王畿之地的正音,是关于王公贵族们生活情景的描述。在《说文解字》里,“雅”从隹,牙声,本意是乌鸦:“雅,楚乌也。”指大而黑且反哺之鸟,故有“乌鸦反哺”之说。在先秦的典籍中,雅象征着正确的、规范的事物。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即“雅”,代表着纯正,健康,明丽,与淫邪正好相反。然而,当“雅”与“趣”并列在一起时,儒家思想的传统内容里就渗入了道家的某些思想主张,因为道家推崇人生有“趣”。《说文》“趣,从疾也。”是指一个人被某种事物所吸引,从而不顾一切地趋身前往。道之“趣”,放下了儒家的庄重或持中,张扬肉身的动态感,形成了东方文化中特有的审美范式,譬如飘逸,朴拙,和本真,“道成肉身”,就是要回归自然人的生命状态。反映在诗歌中,举凡能给人以“雅趣”之感的诗,都具有近乎一致的趣味性:纯粹,活泼,空灵,通透,充满了人与自然、人与生活,甚至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气息。
这样的诗,在漫长的汉语诗歌发展进程里,随处可见,而且大多令人印象深刻。“鱼在在藻,依于其蒲”描写鱼在水中悠然自在的形态,这已经是很有雅趣的描述了,但其后的乐府诗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挥到极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首江南采莲歌以人、舟、水、莲、鱼互为背景,互相映衬,描绘出了一幅活泼明媚的水乡景观,语言朴实明快,充满了生机盎然的生活现场感,而这种如波纹般层层扩展的语言情景感染力,即便是放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有效。
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
这是唐代诗僧皎然所作的一首茶诗《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描述的是他与陆羽之间的茶事场景。这首小诗包含了古代文人生活中的数种日常信息:重阳、寺庙、菊花、酒和茶,而这几桩趣事,无一不是文人墨客们趋之若鹜的事情。皎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僧,更是中国“茶道”概念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佛门茶事的集大成者,也是陆羽《茶经》的推动者。“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在皎然看来,饮茶是为了“得道”,茶室、茶具、茶水等都是道具,饮的目的,是为了通往另外一番人生境界。
这一点,与魏晋名士们热衷于饮酒,有异曲同工之处。名士们通过饮酒,助长玄谈之兴,提升肉身潜在的能量。酒神刘伶曾作《酒德颂》,描述自己在酒后的精神状态:“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这篇骈文借“大先生”之口,抒发了作者对“二豪”缙绅的鄙夷,在他看来,酒给人带来不只是勇气,更有一种参悟天地与万物同构的能力和德行,这力量不可小觑,不闻,不睹,不觉,酒之于人足可睥睨万物。在魏晋时代,饮酒这一行为本身,显然是具有某种思想倾向的,酒通向道,也通向德。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尽管并不是每篇都在写酒事,但每遇思想块垒、心有郁结时,他的笔下便会自然而然地转到饮酒的情景主题书写上来:“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咨无不塞。”酒能解惑,还能去塞。在陶渊明的心目中,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醉客”和“醒客”两个自我,他们自说自话,终日争吵不休。陶渊明显然更欣赏那个作为“醉客”的自我:“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只有多喝酒,喝多了酒,一个人才会以佯狂之态,做出儒生们平时不敢做的事情,而这些不敢做的事,往往才是这个人内心中想要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否则,一个人便会被各种社会习俗、规矩所拘囿,最终被“醒客”所制伏,沦为精神和思想的仆从。而在酒后,一个人便能平添孤勇,将主流社会的规范抛诸于脑外,回到自然的人生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学存在的价值和功用也近乎于茶或酒,它能够帮助人类摆脱世俗的偏见和纠缠,返回生而为人和人之为人的本真状态里来,乘任运化,飘然于世。汉语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一种充满语言活力的艺术形态,这活力既体现在它的传道守节性质方面,也体现在娱己悦人的过程中,培育着人的丰沛情感。这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它唤醒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与情态,并为之赋予了活脱豁达的生命力。
有“中华文明第一典”之称的《尚书·尧典》中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歌除了具有表达志向的功用外,还能够在歌咏嬉戏的过程中,开启人类对纯粹美好的情感追求。《诗经》里就有许多充满雅趣的作品: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洞房花烛,情意缠绵,被描述得如此美好动人,一咏三叹,也许只有诗歌能够做到。事实上,古代诗歌的书写题材一直是百无禁忌的,从宗庙社稷,到农事战事,再到饮食男女,凡有生命活动迹象的场域,都是诗歌的大显身手之地。
以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郑风·子衿》为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相思之情,在层层推进的咏唱过程里,产生出了让人刻骨铭心的缠绵怨怼之美。尽管那些遵从道统的人对这一类诗多有腹诽,譬如,朱熹就认为这首诗是“奔淫”之作,“淫”在偏执,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讲,这种社会道德化的评判,并不会影响诗歌的美感和人们对它的观瞻,因为诗歌语言所具有的独特的含蓄之美,情感的张力之大,完全符合普罗大众心存的审美期待,因此,它照样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他主要是从教化的角度,来谈论诗歌应该秉持的风气,主张“中正”、“正音”,而反对那种情感过度表达的“郑声”。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雅”的存在,是为了保证“趣”的纯粹性,以免“趣”走向恶俗和偏执;反过来,“趣”的存在,又能够确保“雅”不至于走向僵死,孤寒。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身郎膝下,何处不可怜。”这是一首南朝乐府诗,诗中描述的男女情态,包括其所流露出来的天见犹怜的口吻,都是我们在俗世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面,惟妙惟肖,形象生动至极。而在同期的北朝乐府诗《捉搦歌·其二》里则有这样的描写:“谁家女子能步行,反著裌褝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同样是在传递男女情爱或男欢女爱,南北乐府诗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情态体貌,南方温婉,北方耿烈。因地域性而产生的文学丰富性,极大地催化了中国古诗的成长进程,而如何吸取丰富的民歌俚语,化为诗写的筋骨,成为历代诗人们竞相采撷和吸纳的写作资源。诗人们意识到,蕴藏于民间语言中的汉语机趣和活力,那种野生野趣的感染力量,是他们在正统的儒家典籍里很难学到的。
广泛存在于民间的“诗趣”,不仅丰富,而且活力四射,可以让传统的诗歌走出越来越干涩刻板的伦理“自留地”。
李白在出川之后,曾有一段时间在四处漫游,他沿途将荆楚和吴越的民歌资源不断化用,广泛采纳,写出了许多充满雅趣的诗篇,《越女词》就是他仿越地民歌而作: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
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越女词》这组诗一共五首,每一首都深得江南民歌的精髓和神韵,具有唱腔的调式和韵律,活泼灵动,总体上都给人以极大的新鲜感。这种民歌中的欢脱无垢状态,如一股清流,日后发展成为李白诗歌里最明亮的色彩和调性,而李白诗中越来越浓厚的野趣成分,也大多得自于诗人对民间俚语的化用。
不仅仅是李白,杜甫在入川之后,也对自己的诗歌风格和诗学观念进行了极大调整。清人黄生曾说:“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在世人的印象中,杜诗向来雄浑沉郁,给人以庄重肃穆感。这可能也是《河岳英灵集》没有收录他作品的原因之一,在殷璠看来,当时年轻的诗人杜甫在诗歌中传达出来的这种气息,与盛唐昂扬舒俊的气象不太相符,或者说,这一阶段的杜诗风格太过严整刻薄,他的《兵马行》《丽人行》,以及《新安吏》《石壕吏》等,尽管极富个人标识度,但整体上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风貌大相径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伦理观和人生价值观,决定了他在那一时期的诗学面貌,他必须以刻骨般的刀笔之力,方能抒发出内心深处对乱世的愤慨和积怨,这同时也让他有意无意地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写作拉开了距离。然而,在草堂期间,随着诗人的生活境况转变,杜甫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
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
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
如果我们单看这首诗的意境和诗趣,而隐去作者的姓名,估计很多读者都不会认为这是杜甫的作品。但此诗确为杜甫在公元760年夏天所作。杜甫入蜀的时间为759年底,而就在这一年,他还写过:“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远,乃将汨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弥漫在字里行间里的不安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便被蜀中的安逸生活所修复了,这样的变化,让诗人的写作焕发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面貌。
清人王嗣奭集毕生之心力,写过一部深入研究杜甫的著作《杜臆》,他说道,杜甫作诗“非亲眼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杜诗之所以具有“目击成诗”之功力,是他与时代对视的结果,完全取决于他亲身感受生活的能力,只有置身于生活的底部,充分领略过日常生活带给自己的心理冲击,诗人才能充分发挥其观照生活的内力。在杜甫之前,描述他人日常生活的诗已有不少,但真正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景完全敞开,真实细致地写进诗里的,似乎只有陶渊明这样做过,不过陶诗留存的数量毕竟不多,他所发掘出来的这一日常生活主题,仍然有待后人予以推进。谁都不曾想过,原本与陶诗性情和风格有天壤之别的杜甫,居然在草堂时期衔接并延续了这一主题,而且大大向前掘进了一步。《卜居》《江村》《客至》《南邻》,以及广为人知的《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都是在这一主题下所作的尝试。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新最长条。”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诗句,都是诗人近距离与生活相处的结果,随意,惬意,适意,但意趣盎然,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怜惜欢欣之情。日常生活的情景与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里都化成了杜甫笔下的诗歌材料,“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所谓“竹枝”,即巴渝一带流行的民歌“竹枝词”,被诗人大胆借用,化俗为雅:“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年近五旬的诗人在经历了多年的颠沛之后,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在明丽的春光中显露出了“颠狂”之态,这样的烂漫和嬉乐,确实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无论是对诗人而言,还是对我们这些为他揪心的读者来讲,都是一种安慰。嗔喜,怨爱,慵懒,自在,甚至无聊,当各种情态溢满纸面时,诗人的写作重新在字里行间获得了崭新昂扬的生机,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之美。
杜甫去世后,元稹受托为他写了一篇铭文《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无所不能入诗,无可不能作诗,这无疑是对杜甫至高的评价了,也是唐人第一次将杜甫之诗提升到如此高的地位。“能所不能,无可不可”,指的应该就是诗人百无禁忌的写作面貌。杜甫不仅吸纳了前人留下来的所有的诗歌资源,他还吸纳了许多未被前人留意到的诗学元素,最终锻就出了一位集大成者的诗人形象。
而元稹本身也是一位日常生活写作的高手,更是一位专注地用情于生活的诗人,他与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一道,循此美学路线,进一步深掘,在诗歌中贯注着日常生活的情趣之美。譬如,他笔下的《菊花》“秋丝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还有“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等,都让我们平白无常的生活瞬间迸发出了罕见的雅趣,而事实上,这些摇曳生姿的诗句,不过是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忠诚刻录,是诗歌对生命热情的又一次张扬和捍卫。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
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
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晚年的辛弃疾在退隐铅山之后,出人意料地写了这样一首词《西江月》,他似乎全然放弃了铁马金戈的旧梦,诗人在醉、游、睡的日常里,觑眼打量着身边的竹、山、水,一生就要这样过去了啊,万事如云烟,人生如飘蓬,趁现在还能睁眼,多看一眼就相当于多赚到了一片天地。而所谓人间值得,不过是生而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