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号简介
76号,全称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因位于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而得名,它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1939年在日本驻沪领馆引荐下,已经投敌的原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村与日本军部代表土肥原会面,提出《上海特工计划》,得到重视。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1939年5月汪精卫抵达上海组建伪政权,日本军部决定让李、丁部与汪部合流。经过汪伪国民党“六大”,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式成立,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以丁默村为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
1937年11月23日上午,一位五十来岁戴眼镜的男人,照常走出家门,准备去上班。谁知他刚出家门,只听砰的一声,一个埋伏已久的杀手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被杀者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凶手正是汪伪政府下属的 “76号” 特务机关。那么到底是什么使郁华招致了这样的杀身之祸呢?曾经专门研究汪伪政府历史的复旦大学教授石源华向我们讲述了76号魔窟的累累罪行。
郁华被杀缘起一桩报馆打砸案。汪伪政府为压制租界内报纸的抗日舆论,1939年7月22日,76号派了几个打手喽啰砸了《中美日报》,打手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抓获,并被判了刑。76号找了代理律师提出上诉,并写信给将承审这件上诉案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郁华,进行恐吓,要他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否则与他本人不利。郁华是著名作家郁达夫的胞兄,他富有正义感,不向汉奸特务恶势力低头,仍维持原判,将上诉驳回。不久,就发生了一位正义的地方法官就这样惨死在了特务的枪下。
郁华被杀案发生不久,12月又发生了茅丽瑛遇刺案。茅丽瑛是上海海关的一个职员。上海沦陷后,茅丽瑛担任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并且加入了共产党。1939年7月,她多次组织为抗日部队募捐的大型活动,声势和社会反响很大,“76号”恫吓她,还派人去现场捣乱。在法庭上,茅丽瑛指认那些破坏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1939年12月12日,76号派人埋伏在南京路、四川路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当茅丽瑛走出职业妇女俱乐部时,开枪射击,她腹部中弹被送至医院,虽被取出弹头,但是因为弹头事先已被涂过毒,三天以后,茅丽瑛离开人世。
抗日志士茅丽瑛的死,在上海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2000多人不畏“76号”和日本宪兵的威胁,参加茅丽瑛的葬礼,她的葬礼成为了上海孤岛期间一次影响非常大的抗日活动。
八一三淞沪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虽已撤出上海,但许多中统、军统特务留在了租界,他们不断对投敌分子采取行动,因此蒋方特工与汪伪特工在孤岛展开了血腥特工战。
季云卿是上海滩有名的大流氓,丁默村、李士群等都是他的徒弟,76号的成立,季云卿曾出了不少力。1939年秋天,国民党军统派特务詹森将他杀死于家门口。因为刺杀行动未暴露,詹森没有离开上海,还把行刺用过的一枝小手枪送给了姘妇卢文英。卢文英又把手枪送给了一位姓张的大流氓,还把手枪的来历吹嘘了一番,没想到,这位流氓与76号有勾结,便把情况告知丁默村。很快,詹森就被76号抓获,审讯之后,马上枪决。
1939年9月,军统派少将级特派员戴星炳来沪,伺机暗杀汪精卫。不料,行踪暴露,被76号逮捕。丁默村、李士群想利用戴与重庆军统建立协作关系,戴当即表示同意,并致函重庆,不久收到重庆方面的回信,批准戴与76号合作,丁默村、李士群本打算放了戴星炳,但仔细研究了信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较粗,如果把这些字连起来,得出与全信内容相反的意思,即指示戴假装合作,伺机执行暗杀。76号很恼火,马上把戴星炳枪决了。
1941年汪伪政府为了控制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中储券”作为通货,造成上海金融界的混乱。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了保持沦陷区法币的地位,打击中储券的发行,利用留在上海租借内金融实力,予以抗衡;同时,又利用潜伏在上海租界内的军统特务,袭击中储行上海分行,暗杀中储行工作人员等多人。
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得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被袭击,人员被暗杀,大为震怒,遂下条子给76号头子李士群,要“76号”马上采取行动报复,报复的手段之残忍,在中国的暗杀史上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3月21日,“76号”的一批特务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2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将所有职员11人集中排好队,然后用机枪扫射,结果造成六死五伤。当天晚上,“76号”又出动大批特务,乘坐两辆汽车,驶到中国银行集体宿舍,这里住着许多中国银行的职员和家属。汪伪特务破门而入后,就照着事先准备好的名单抓人,分两批将近抓了200个人,押回76号严刑拷打。在制造了这两件骇人听闻的大案后,“76号”仍不满足,接着他们又做了几颗定时炸弹放到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炸弹威力很大,死伤二十余人。军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正在医院治伤的伪中储行的一位科长劈死在病房。76号为报复,又来到中行别业,杀了3人,所谓一命抵三。“76号”接连制造了几起银行惨案,滥杀无辜百姓,引起了舆论强烈谴责,汪伪集团更加声名狼藉。蒋汪特工混战,杀得难分难解,结果是两败俱伤。戴笠示意在香港的杜月笙设法调停。双方罢战。
汪伪特工总部是一伙职业特务与帮会流氓的混合体,其所作所为常越出政治活动之范围,勒索、敲诈、烟、赌、毒,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完全是一副地痞流氓做派。比如著名实业家方液仙撕票案。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是中国著名化学家之一。因经营三星牌蚊香和牙膏致富。 1940年,76号派人埋伏方液仙寓所附近,乘方液仙出行,将他绑架至“76号”囚禁,严刑拷打,勒索巨款,三天后,因伤势过重而死亡。“76号”又以赎尸为要挟,向其家属勒索10多万元。
有人曾经问过周佛海,为什么汪政府允许这种下三烂的做法,周佛海的解释是,凡是一个政权在草创的时候,鸡鸣狗盗,应该无所不用。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流氓创世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在租界没有控制权,所以他们和汪伪政府都需要这么一股邪恶势力在孤岛上海进行各种扰乱和破坏,76号成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汪伪政府实行卖国统治的得力助手和重要工具。
“76号”为日本人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的头目李士群却死在了日本人的手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开始推行新的侵华政策,为了获取太平洋战争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强化汪政权,需要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同时日本进入租界后,不再希望有混乱的市面,而希望局势稳定。而 76号如果还是一味胡作非为,在日本人眼里它的利用价值正在失去。但是此时的76号,尤其是它的头目李士群势力已经强大,并非轻易可排挤掉。
特务头子李士群也在开始为自己留退路,一方面开始联系国民党军统特务,表明愿意为军统在上海的行动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上海撤离提供帮助。重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得知李士群帮助共产党人士后,大为不满,为了防患于未然,决定除掉李士群。同时日本方面也深感李士群尾大不掉,失去了豢养他的价值,于是日本人和军统特务合作,在1943年9月,由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借化解李士群和熊剑东(军统特务)矛盾为由,请李士群到家里吃饭,暗中在牛肉饼下了毒。虽然李士群事先处处小心,决定不吃日本人东西,但是冈村盛情难却,他吃了一小口牛肉饼,还去厕所吐了出来,不想日本人下的毒非常厉害,李士群回到家中便上吐下泻,不消两日便一命呜呼了。“76号”的特工头子,却死于小小一块牛肉饼。李士群死后,“76号”里大小头目争权夺利,很快也分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