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与“教育”虽仅一字之差，但其手段的高明程度却远非教育可比，它把政教风化、教育感化、环境影响等有形和无形的手段综合运用起来，既有皇帝的宣谕，又有各级官员耳提面命和行为引导，还有立功德碑、树牌坊、传播通俗读物等多种形式；既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潜移默化，其效果要比单纯的教育深刻而又牢固得多。

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凡有见识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把教化当作正风俗、治国家的重要国策。《礼记·经解》中说：“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西汉贾谊把教化比作阻止洪水的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