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ci第二声）

　词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词又称曲子词、长短词、诗余，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关于词的起源，有几种说法：

　1、起源于远古说

　清人汪森等根据词的句式长短参差错落的文体特征，追溯词的起源。他们发现，自从有了诗歌也就有了长短不一的句式，那么，词的源头自然可以推溯到上古。汪森的《词综序》说：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篇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 编辑《词综》且时与汪森讨论的朱彝尊，词学观点与汪森完全一致。他在《水村琴趣序》中说：

　《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句之所由昉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耳。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

　相传虞舜作五弦琴，歌《南风》。《五子之歌》则出自《尚书·夏书》，后人相传其为夏时的歌曲。朱、汪二人从远古的《南风》、《五子》等诗歌开始，又延及《诗经》及以后其他诗歌中的长短句，认为词中长短句的源流既广且长。

　朱、汪二人纯粹从句式的长短出发，推溯词的源头，忽略了词的音乐特征，引来其他词论家的批评。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引王述庵《词综序》说：

　汪氏晋贤，序竹垞太史《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本于乐。乐本乎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故孔颖达《诗正义》谓风、雅、颂有一二字为句，及至八九字为句者，所以和人声而无不均也。三百篇后，楚辞亦以长短为声。至汉郊祀歌、铙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苏、李画以五言，而唐时优伶所歌，则七言绝句，其余皆不入乐府。李太白、张志和以词续乐府，不知者谓诗之变，而其实诗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词入于乐府，不知者谓乐之变，而其实所以合乐也。 王氏之意，认为讨论词的起源之着重点在合乐而不在句式长短，这无疑是正确的。明人俞彦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古人凡歌，必比之钟鼓管弦，诗词皆所以歌，故曰乐府。……故盈天地间，无非声，无非音，则无非乐。”从诗与词皆可以配乐演唱的特征出发，俞彦也认为词起源于上古，他说：“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然溯其源流，咸自鸿蒙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裔矣。”（皆见《爰园词话》）

　2、起源于《诗经》、《楚辞》说

　诗三百经孔子删整，被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的源头。讨论词的起源，许多词学家自然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楚辞》。

　词乃“小道”、“小技”，为体不尊，向来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视。南宋以后，由于苏轼词的影响与词坛风气的转移，词人们开始要求歌词也能寄托更多的社会内容，抒发个人的性情怀抱，即要求以重大题材入词。如此以来，必须提高词的社会地位，为词在正统文坛中争得一席之地，于是，词坛上出现了“尊体”的呼声。最初将词的源头追溯到《诗经》、《楚辞》，就是这种“尊体”的一种具体措施。胡寅《题酒边词》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傍行也。诗出于《离骚》、《楚词》，而《离骚》者，变风变雅之怨而迫、哀而伤者也。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则异。”张镃《题梅溪》说：“《关雎》而下三百篇，当时之歌词也。圣师删以为经。后世播诗章于乐府，被之金石管弦，屈、宋、班、马由是乎出。而自变体以来，司花傍辇之嘲，沉香亭北之咏，至与人主相友善，则世之文人才士，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

　“尊体”的呼声，到清代登峰造极。词起源于《诗经》与《楚辞》的说法，更加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碧鸡漫志提要》说：“宋词之沿革，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及其中叶，词亦萌芽。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清成肇麐《唐五代词叙》说：“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乐府微而歌词作。”清许宗彦《莲子居词话序》说：“自周乐亡，一易而为汉之乐章，再易而为魏晋之歌行，三易而为唐之长短句。要皆随音律递变，而作者本旨无不滥觞楚骚，导源风雅，其趣一也。”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引郭麐之语云：“词家者流，源出于《国风》，其本滥于齐梁。”清丁炜《词苑丛谈序》说：“诗与词，均《三百》之遗也。”清田同之《西圃词说》卷一说：“词虽名诗余，然去雅颂甚远，拟于国风，庶几近之。然二南之诗，虽多属闺帏，其词正，其音和，又非词家所及。盖诗余之作，其变风之遗乎？”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说：“词者诗之余，当发乎情，止乎礼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离骚》之旨，即词旨也。”清秦恩复《词林韵释跋》：“词也者，骚之苗裔，而歌行之变体也。胚胎于唐，滥觞于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即久，染指遂多，自成俗套。豪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

　诸家所论，大约不离这三点：其一，从题材内容方面追溯，词承继了《诗经》与《楚辞》比兴幽隐、寄意深微的创作传统。而其喜写闺帏、吐辞怨悱的作风，更近似于《离骚》，并溯源到变风变雅。其二，从“歌诗之法”的角度理清脉络，亦溯源至《诗》与《骚》。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古代诗乐相配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先秦《诗经》即可配合“雅乐”演唱，楚辞也是楚地的民歌，乐曲代有新变，合乐歌唱的诗体也随之演变，并伴随着“音律递变”，于是便有了“词”。其三，从文体演变的必然性着手。强调推陈出新是一切“豪述之士”的不懈追求，其结果是文体的代有新变。词这一新的文体，正是由“诗骚”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此外，徐釚《词苑丛谈》卷一所引《药园闲话》，讨论得更为详尽：

　屈子《离骚》亦名辞，汉武《秋风》亦名辞。词者，诗之余也。然则词果有合于诗乎?曰：按其调而知之也。《殷雷》之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鱼丽》之诗曰：“鱼丽于罶，鱨鲨。”此三、四言调也。《还》之诗曰：“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江汜》之诗曰：“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东山》之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其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岂非三百篇实祖祢哉?

　作者从“宗经”、“尊体”出发，为了改变前人称词为“艳科”、“小道”之轻蔑，于是从《诗经》中寻找出某些长短句并使之与词之长短句相比附，认为新兴的词体不仅“有合于诗”，而且认定诗“三百篇”实际上是词的本源。

　上述诸论之偏颇，在于只强调历史的承继性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忽视了新兴的燕乐与词的密切关系。但值得重视的是他们提出的“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这几句话。它道出了诗歌与词之间的重要关系，认为《诗经》中之长短句使词得到启发，从而成为“后人协律之原”。诗，对于词体乃至词律的形成都是有影响的。这类见解，颇为精当。

　3、起源于汉魏乐府说

　词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合乐歌唱，追溯词的起源，部分词论家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汉代设立的乐府，本来是官方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之一就是采诗入乐或者为诗歌配乐，后人将这些配乐歌唱的诗歌也称之为“乐府”。汉以后，乐府诗十分兴旺发达。南宋以后推究词的起源，人们有的就从音乐的角度切入，而把目光聚焦在汉魏乐府诗歌上。南宋王炎《双溪诗余自叙》说：“古诗自风雅以除，汉魏间乃有乐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明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说：“词固乐府铙歌之滥觞，李供奉、王右丞开其美，而南唐李氏父子实弘其业，晏、秦、欧、柳、周、苏之徒嗣其响。”清陆蓥《问花楼词话·原始》说：“愚见词虽小道，滥觞乐府，具体齐梁，历三唐五季，至宋乃集其大成。”清潭献《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叙》说：“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说：“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

　这一派的观点更加注重词的音乐特征，对词的起源之讨论也因此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对音乐体系的演变加以仔细区别，忽视了隋唐之际新兴的“燕乐”的特殊性及其对词体产生的影响。

　4、起源于六朝杂言说

　将词的合乐特征、词调的出现等与词的长短句式结合起来考察，部分词论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六朝杂言诗之上。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序》说：“北齐兰陵王长恭及周，战而胜，于军中作《兰陵王》曲歌之，今乐府《兰陵王》是也。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明杨慎《词品》卷一说：“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清毛先舒《填词名解略例》说：“填词缘起于六朝，显于唐，盛于宋，微于金元。”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说：“梁武帝《江南弄》云：‘群花杂色满上林，舒芳曜采垂轻阴。连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躇。’此绝妙词，在《清平调》之先。又沈约《六忆》云：‘忆眠时，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不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亦词之滥觞。”

　这一观点发生在明代以后，显然，随着对词的起源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在逐渐接近事实。六朝杂言诗，在形式上确实与词更加相似了，然而，它们仍然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

　5、起源于唐诗说

　词，又是一种合乐歌唱的新式格律诗，在平仄声韵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格律诗，至唐朝才正式定型。考虑到这一点，相当多的词论家便主张词起源于唐诗。清张惠言《词选序》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词，故曰‘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御定历代诗余提要》说：“诗降而为词，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余。”上文讨论词与音乐之关系时，言及“和声”说、“虚声”说、“泛声”说、“散声”说等等，论者也多数认为词是在唐诗基础上，对“和声”、“虚声”、“泛声”、“散声”的落实演变，并举有许多具体事例，此处不再赘言。

　这一流派的观点颇具有说服力，它顾及了词入燕乐演唱、须讲究格律、句式长短不一、必有词调等多方面特征。然而，从近代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来看，曲子词与唐诗并行不悖，这就不能解释为前者起源于后者。唐代声诗确实在配乐演唱的过程中起着种种变化，并且部分演变为词调，前文已有详述。但这种演变很可能是在曲子词的带动与推动之下所完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流变，而不是源头。

　6、起源于五代说

　持这一说的人极少，因为这已明显偏离了事实。清先著《词洁发凡》说：“词源于五代，体备于宋人，极盛于宋之末。”唐朝就已经有不少曲子词流传，中唐以后文人也开始模仿写作，所以，这种说法就很少有人苟同了。

　上述诸多“起源”说，都是在通过不同的侧面，力求接近史实。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捕捉到“词乃配合燕乐歌唱之歌辞”这一关键点，所以，讨论问题时往往偏离方向。例如，从抒写性情、比兴寄托的角度将词的起源回溯到《诗经》等，这种讨论过于普泛，同样适用于其它文体起源之讨论，因此也失去了讨论特殊文体起源的意义。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四《品藻》在议论这诸种“起源说”时评价道：“予意所谓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汉、魏、三唐乐府、诗歌，无非发自性情。故鲁不可同于卫，卿大夫之作不能同于闾巷歌谣，即陶、谢扬镳，李、杜分轨，各随其性情之所在。古无无性情之诗词，亦无舍性情之外别有可为诗词者。”

　真正接触到问题实质的是现代的学者。燕乐研究在清代逐渐成为“显学”，凌廷堪《燕乐考原》等专著的问世加深了人们对词与燕乐关系的理解，有关词的起源问题之实质也逐渐凸现出来。今人吴梅就是从这个角度为“词的起源”定位的，他在《词话丛编序》中说：“倚声之学，源于隋之燕乐。三唐导其流，五季扬其波，至宋大盛。”这种说法就已经十分科学。既然词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燕乐演唱的，那么，它的起源就不会早于隋唐。况且，中原人士对外来音乐还有一段适应与熟悉的过程，不可能立即为新乐谱词。结合敦煌石窟保存的早期“曲子词”来分析，大约是入唐以后中原人士才开始为比较成型的燕乐谱写歌辞。因此，词应该是在初唐以后逐渐萌芽生长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