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纪年，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起始于汉武帝。终结于满清溥仪，汉武帝的年号为建元。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第一个年号，此后形成制度。新君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改元。溥仪登基后，年号是宣统，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年号。建元宣统听着挺押韵。年号由新君登基开始计算，到皇帝驾崩结束。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一个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有14个，武则天36个。明清皇帝大多一帝一号，在封建时代，年号制度往往和正朔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具有宣政统、明正朔、申皇威、履王道、纪始元等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所谓“正朔”，就是合法，顺天应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体现。

再就是为了颁布“黄历”的方便，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历法是农事最重要的依据，也是国家秩序的证明。封建时代历法频繁。汉武帝采用太初历，将正月为年初，月首为朔日，后世帝王在实际操作中都是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从这个意义上讲，年号就承担了“正朔”功用，因而制定年号并监督天下所有人使用。年号也是国家正统的体现，东汉光武帝刘秀已经在洛阳登基以后，建立政权，但当时还有许多割据政权、在当时的河西，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五个小军阀等一致推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在刘秀登基以后，很有政治头脑，主动接受刘秀的年号，以此表示自己服从其统治的心迹。刘秀非常满意，天下统一之后，窦氏家族跻身为朝堂上的世家豪族。

公元958年，后周世宗柴荣大败南唐政权，逼得南唐被迫臣服，南唐皇帝李弁为表达服从领导，除了割让长江以北十四州之外，还去帝号，改用周世宗年号，行后周正朔。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由此也就证明已经不是国家了，靠着这一招，南唐就这么又苟且了20来年，赵匡胤篡位登基以后，南唐采用赵匡胤年号，直到赵匡胤宣布“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李煜也知道自己亡国了。

按照封建王朝惯例，每当新君即位时，都要确立一个新年号，是为建元，同一个皇帝君主用两个以上年号的，是为改元。年号，一般都是皇帝自己拟制，或者由礼部提出，朝臣协商核定。交皇帝裁决，由于年号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和皇帝国祚的标志，故而务必选择吉祥好口彩字词。正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引下，古代封建王朝给后世的年号，基本上都是寓意深刻，有内涵的年号，年号很少有重的，基本都是独一份的。北宋初，赵匡胤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他从宰相赵普等人拟定年号中选中了“乾德”。为年号，结果就在当年，赵匡胤发现一面铜镜，刻着“乾德四年制”。大吃一惊的赵匡胤不明所以，立即让人去查，工部尚书窦仪见多识广，回复说：“伪蜀用过此年号。还是一个亡国的年号，赵匡胤气个半死，自己很满意的年号被一个“僭伪”政权给抢注了，由此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

那从建元到宣统，中国封建时代一共用了多少个年号呢，按《辞海》的统计，如果把各种杂七杂八的小朝廷、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算上的话，中国古代一共使用过911个年号，其中正统王朝使用过的年号大约是310余，在这些年号之中，两汉、唐、两宋是年号“大户”，能占到年号总数的约四分之一。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王朝国祚长久，另一方面则是此时皇帝大都喜欢更改年号，譬如唐立国289年就有75个年号，平均不到四年就要换一个年号，特别是高宗后到玄宗初这段时期，几乎是一年一号，令人眼花缭乱。

实际上，明清以前的帝王在改元时间上比较随意，理由在后人来看也是五花八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治变动，比如新君登基，立太子，新立皇后，大赦天下，就宣布与民更始，改元启用年号以示政治从此焕然一新。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废太子李忠，改立由皇后武则天生下的儿子李弘为太子，为了以示国有储君，宣布改元“显庆”，后来废李弘，改立英王李哲（唐中宗）为太子，于是又宣布改元为“永隆”。实际上，李治和武则天两口子都是改元狂人，任何事情都会成为他们改元的理由。

在大多数情况下，改元对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象征除旧布新君臣同乐政治表演，当然也有不改年号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登基以后第二个年号的显德，这个年号柴荣在位六年没有改年号，其子登基还没来得急改，赵匡胤就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了，年号太多是国国家政治混乱的体现，这一点明清两代就不错，一帝一个年号很清晰。年号不仅中国封建社会所独有。日本现在还保留年号这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