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部刘震云的小说，几乎每部小说都能让我感觉充斥着一种中国式的孤独感。《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手机》中的严守一、《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刘震云用精准洗练的语言，将中国小人物们深藏内心的孤独感刻画的入木三分，让人拍案叫绝、引人共鸣。而其中《一句顶一万句》堪称其以孤独为主题的巅峰之作。

刘震云撰写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据说源于他的外祖母生前给他讲的一个故事：她有个叔叔一辈子没娶上老婆，跟家里的一头牛成了好朋友，有一天这头牛死了，叔叔三天没说话，第四天离家出走，后来就再也不见叔叔的踪影。这个故事让刘震云很震惊，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这样的普通人离开故土亲人，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一头牛的死掉，自己熟悉的地方已经变得陌生，所以只能去一个更陌生的地方寻找一种新的生活。在刘震云看来，这就是精神上的“高级”流浪和漂泊，不是只有知识分子才有精神上的痛苦。怀着这样的想法，刘震云用三年时间写下了《一句顶一万句》。

纵观全书，言辞清新，简约凝练，丝毫无赘余之感。全书描述的是主人公像苦行僧一样怀着一颗浓浓的乡愁寻找心灵归宿的心境。书中有两个主人公，上篇是杨百顺，下篇是牛爱国。中间起串联作用的是上篇中的巧玲，也就是下篇中的曹青娥，算起来是三代人，这三个人都是孤独的。刘震云其实是想用长达三辈人的跨度去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自古以来都是孤独的，不是到哪一代或那一辈才有。这种无言的孤独累计祖祖辈辈子子孙孙。

小说中的延津，就是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杨百顺出延津、牛爱国入延津，都是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去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寻找一种让自己活得坦然、舒心的理由。杨百顺以为出延津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牛爱国以为入延津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结果貌似都不太满意，杨百顺找到一个勉强能和自己对上脾气的小孩——巧玲，然而最后却丢了；牛爱国则在延津只打听到罗长礼的传说。

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最后到罗长礼。这是同一个人，对于他而言，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如果没人理解他为什么喜欢听一个叫罗长礼的人喊丧的话，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到晚年，当他回想起当时出延津的动机时，他想到了罗长礼，正是这个人，让他踏上了出延津的路，同样也是找寻的路。

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话。“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小说还塑造了很多世间百姓，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说上知心话的朋友，一个人找另外一个知心朋友不容易，你可能跟这个人是好朋友，但是你们在一块的话未必能说得上话，小说深刻的反映了一种中国式的孤独和友情观。

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当他感到孤独无法言说时，可以向真主说，向上帝说，向太上老君说，向释迦牟尼说……但对于一个没有信仰或信仰不够强大坚定的人来说，这种无法言说的孤独是致命的，需要宣泄的。

有时，我们喜欢一个人，也许没有什么原因，唯有和他在一起意气相投，志趣相近，可以痛痛快快、直言无忌的说知心话。知心话绝对不是滔滔不绝的，所以书里的句子很短，句号很多，没有形容词，朋友在一起谈知心话是不需要形容词和比喻的，知心朋友在一起说的都是朴素的话，真实的话，和知心的话，彼此都不用过多顾虑。即使两人都不想说话，呆在一起也丝毫不显尴尬。

《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一句顶一万句》的孤独就是对这句话的注解，杨百顺他们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有那么一句话，应该有那么一个道理，他说不出来，他等着到茫茫人海中去找希望有个人能说出来，能够找到，但是他却找不到。他的孤独是他手里没攥着那么一个他自己绝对信的那么一句话。他想找那么一句话，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更大的孤独。

正像书中所说：“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的产生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我们无法从别人语言中获得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的种种思考也无法让别人真正懂得。于是，人与人之间只能物理上很近但化学上无反应的活着。正像全书最后两字“得找”，找到可以说得来的那个人。人生能得一知己足矣。我想这应该是小说的主旨所在。